宝坻善政

  

    嘉善才子袁黄（了凡）任宝坻知县的5年，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篇章。对古代读书人而言，读书与做官，是提高个人和家族地位的不二法门，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对袁黄而言，他抛弃家学传统，开辟举业之路，既使他们家族在科举制度上的制约得到了解放，也使他的善书思想从理论推广到了行政实践。

　　袁黄作为宝坻县的“父母官”，他勤政爱民、清正廉明、治绩卓著；他精通农业、兴修水利、著书立说。这样的下层官吏，在古代是不多见的。

    孜孜求利民

    20集电视连续剧《了凡》，有袁黄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之后被授予宝坻知县的镜头。其实，明代的科举考试在中进士后并不直接授官，而是实行“观政进士”制度，即相当于今天的干部“试用实习期”。在中进士后，先到中央的文职行政机构，即在“九卿衙门”中，观察政事，“练习政务”，一段时间之后再授予实职。

　　据嘉庆《嘉善县志》记载：袁黄“至丙戌始第。……甫释褐（刚脱去平民衣服，喻始任官），奉都御史制，清核苏松钱粮。黄上《赋役议》，又请减额外加征米银十余条。豪猾以不便，已为浮言，阻格不行。”即指袁黄在考中进士后，随都察院赵用贤，来到江南清核钱粮赋役。江南财赋甲天下，但是苏松杭嘉湖赋税繁重，民生困苦。如当时的嘉善县粮赋亩税极重，有“善邑粮赋之重甲于全国”之说。袁黄竭心示民之苦，力求减民之负。明末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中说“进士袁黄商榷四十七昼夜，条陈十四事”，提出了减少当地额外加征米银的10余条建议，但受到了豪绅的阻挠，最后“阻格不行”。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对此评价说：“了凡能悉南中利弊，而为清流所倚重矣。”

　　“清核苏松钱粮”，是袁黄在仕途上的锋芒初露。万历十六年至二十年（1588—1592年），袁黄在任宝坻县知县的5年，则使他爱民为善的理念在实践上得以推广。宝坻县是著名的“京东八县之一”，当时属北直隶（河北省）管辖，现改属天津市。

　　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月初九，袁黄到任北直隶宝坻知县。下车伊始，他即以爱民励治相约，《袁了凡文集》收录了袁黄的“施政演说”，即他的《到任祭城隍文》：“维万历十六年六月初九日，礼部观政进士袁某，奉命来知宝坻县事，谨以牲醴致祭于本县城隍之神。……素有体物恤民之志，今将实见之行事，……吾愿宽刑弛罚以活无知犯法之民，……吾愿兴民之利而辟其荒芜，……吾愿防民之患而修其沟畛，……赋役则不但宽其额外浮根，必思所以曲为调剂而使额内之数渐减……”

　　明朝万历年间，政治已趋腐败，国库匮乏，经济濒危。宝坻县由于地处京师附近，皇亲国戚、权贵太监侵吞民田，赋税繁多，差役沉重，水灾频繁，民不聊生。袁黄的《答张道汀书》是这样描述的：“弟（袁黄自称）十六年六月到任后，连年大浸，流离满眼，饿殍在途。上司催征，急于星火。而百姓扶老携幼、告灾告赈，殆无虚日。弟一意以宽大行之。……本道本府科派甚多。弟委曲调停，任劳任怨，不惜一官，以救万民。此等苦心，惟天地鬼神知之而已。……四五年来，弟只一味坚忍，宽徭薄敛，弛禁缓刑，所以安养休息之者。……即日将渡鸭绿江，相违转远，无任怅恋。”触目民生困苦，油生同情怜悯，袁黄不忍之心溢于言表：“（宝坻）今也贫矣，生计之计诎，而赋役之扰倍矣，……其谁能堪之。”因此，袁黄极力为宝坻百姓谋解救之道，在他任宝坻知县的5年中，宽徭薄敛，弛禁缓刑，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宝坻的地方经济得以恢复。

　　车运皇木是当时宝坻最繁重的差役。明朝廷将用于皇都修缮的部分皇木储放在宝坻，每年由该县负责车运至北京，宝坻人民深受其苦。袁黄主张用船运代替车运，由船经会通河直接运送皇木到北京。同时，为了便于取给，袁黄建议把在宝坻的皇木厂搬到三贤祠北的河边。这项奏报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与运送皇木有关的车夫、马夫、采石修路及押运弓箭手等劳役，也全部免除。宝坻人民的力役银派，也都因此省略。

　　贡银鱼是宝坻人民的另一项繁重差役。银鱼为宝坻一带濒海特产，由太监在宝坻亲自采办，从宝坻派人将银鱼运往京师，供应皇宫。袁黄的《申免银鱼公移》一文说：“切照宝坻县旧设银鱼厂，常年差内官二员采打银鱼、螃蟹等物，车辆往回一十六次，劳费巨万。……卑职从万历十六年到任，会士夫耆老，询民疾苦，佥以此为第一骚累之事。”袁黄于是上书内阁大臣说：鱼本从海上来，运到宝坻再运进京城容易腐败，不如改由海边直运进京，要求将这项差役减免。《分湖志》等说袁黄的这个建议得以获准，从此太监们也就不再到宝坻骚扰。

　　高官权贵大肆侵吞民田是宝坻的又一祸患。当时宝坻的范围相当于杭州、嘉兴两府，袁黄的《与黄葵阳太史书》说道：“敝邑（宝坻）之地，自县治至南境，凡二百五十余里，盖兼杭秀二郡之地而过之。然纳税之田，止六千余顷，十分中一分在官也。大率多为勋戚豪宦所隐占。”由于疆界不明，豪强以马房官地之名义，倚势作威，大肆侵耕占地，袁黄于是对宝坻的牧马草场进行了清理，“先遣佐贰等官丈明，继复亲加勘实，画图贴设，极为详备。虽有豪强，不得复肆矣。”清理草场对扼制勋戚、太监兼并庄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万历十八年后的“减粮”是袁黄在宝坻的重要业绩。《了凡四训》中记载：袁黄初到宝坻，就做功过格一册，名曰“治心篇”，所行善恶，纤细毕记，以此自律，致力积善，满一万件善事就功德圆满了。但如何累积一万之善呢？袁黄从涉及千家万户的粮税入手，即所谓“以疏一，免赋万（用一份上疏，免万亩赋税）”。当时宝坻赋税倍于他县，每亩达二分三厘七毫，积欠粮赋达万石。袁黄于是上疏朝廷请求减免，得到朝廷的允准，“从二分三厘七毫减到一分四厘六毫”。袁黄的《谢屯院启》反映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捧流涕零，感激心醉。窃惟本县连年饥馑，颇切皱眉，卑职竭力抚循，尚多掣肘。惟是宽征缓敛，庶可惠众安民。”

 　　开荒兴水利

　　袁黄《劝农书》中水利图 

  
宝坻县南临渤海，西近白河，是北方易受水患之地，加上水利长年失修，时常泛滥成灾，人民无法安生。袁黄在任宝坻县知县的5年中，积极兴修水利，鼓励百姓垦荒，推广种植水稻，恢复和发展宝坻的经济。他所著的《劝农书》和《皇都水利》两书，都是讲述有关农田水利的著作。

　　为抵御河水之患，袁黄命人疏浚了当地的三岔河口，增筑堤坝。他又教导百姓沿海岸种植柳树，涨潮时海水裹携大量泥沙上岸，遇柳树阻挡而淤积，时间长了就成了堤坝，阻挡了海水的泛滥。袁黄还鼓励百姓在堤坝内垦荒，荒废的土地渐渐得到耕种。对此，《宝坻县志》和《嘉善县志》都有记述，如《嘉庆嘉善县志》载：“邑田窪下，比岁大潦，（袁）黄浚治三岔河，筑堤捍之。海水时溢人为患，令海岸多植柳，高数尺，潮退，沙遇柳即淤，渐成堤。因于堤内地开沟塍，课耕种，旷土大辟。”

　　袁黄还巧妙“借水”来减轻宝坻百姓的负担。万历十七年三月，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离开北京，到自己的封地去生活。潞王的船队浩浩荡荡，船只多达500多艘，沿途的官员都要隆重招待。因河水太浅，大船队常无法行驶而滞留在沿途，邻县供应招待多达万金。等到船队一进宝坻，袁黄就派人在下游用沙袋筑坝抬高水位，用河道落差的方法，使潞王船队尽快通过宝坻，“事毕而民不劳”，大大减少了宝坻的供应金。

　　当时宝坻县皇庄以南方圆百余里，都是盐卤荒地。袁黄主张应由国家出面，组织开垦荒地，开辟水田。他在《皇都水利考》中指出：即使宝坻一县之地，以十分而取其一，便可得粮百万有余。如果宝坻周围各县也都开荒田种稻，“则四百万石之漕粮，可取足于畿内。”他蛮有信心地说：如此下去，可使国家南粮北运“长运可息，民力可苏矣。”

　　对于濒海的大片盐碱地，袁黄主张兴修台田，种植耐盐碱植物改良土壤。经袁黄宣传推广，效果显著，大片盐碱不毛之地，通过改良转化为丰产田，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改土造田方面的光辉成就之一。

　　袁黄还找到了治理北方沙田的良策。他的《劝农书》写道：“沙田，谓沙淤之田也，今通州等处皆有之，本县亦有之。而民间率视为弃地，然江淮间有此田则为腴地。盖此田大率近水，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四围宜种芦苇，内则普为塍岸，可种稻秫，稍高者可种棉花和麻。中贯湖沟，旱则平溉或傍浇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虞，胜他田也。”

　　宝坻近海，宜种水稻，袁黄一边大力兴修水利，一边教民种稻。经过袁黄的不懈努力，宝坻县“四野田禾茂盛”，“随地教民，积年荒地皆开成美田。”《宝坻县志》说：“维时宝坻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农业生产获得了好收成。清朝《畿辅通志》及林则徐《畿辅水利议》，都特别提到了袁黄“开疏沽道，引戽潮流，教民种稻。”袁黄因此被农史专家誉为“天津洼改种稻的先驱”。经过后人不断探索，在历代屯垦的基础上，到了清末光绪年间，终于在天津地区培育出了米质优异、脍炙人口的“小站稻”，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津沽特产。

　　宝坻地处京畿要地，袁黄在宝坻的一番整顿，触犯了权贵的利益，遭到了当朝勋戚太监的强烈反对。宝坻水田的开发，也在这些人的反对浪潮中，随着袁黄的离职而未能坚持。对此袁黄也是早有估计的：“畿内之地，其所相关者皆勋戚阉官，利在肺肝，而见在眉睫”，“稍不便，辄哗然而起矣。”

　　谆谆劝农言 

　　津沽特产小站稻
 
儒家学说倡导重农思想，具有浓厚的劝农色彩。袁黄作为一个县的“父母官”，深知农民生活之苦，农民负担之重，他说：“今天下租税皆出于田，故惟农受累最深。”

　　袁黄有许多同情农民、感慨民生艰苦的诗文，著名的有《农父篇》、《农父叹》等，如他的《农父叹》写道：

　　骄骄兮维莠，萧萧兮维苗。

　　农父岂不力，荷锄魂先消。

　　耕耘贵及时，终岁困征徭。

　　鸡犬夜不宁，风雨益无聊。

　　予手日已胼，予鬓日已凋。

　　眷此田中稷，难供硕鼠食。

　　袁黄虽然是读书人，但对于农业十分精通，他只要观察土的颜色，就能知道这块田适合种什么庄稼。

　　在宝坻任职期间，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他将家乡嘉善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和技术介绍给宝坻，整理编纂了在我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劝农书》。他向当地农民广泛宣传，凡青壮劳动力，人手一册，能遵行者，免其杂差。他说：“今知县（袁黄自称）勤劝汝辈耕织，有事到县者，必右力本之农；其能从乡约保正劝者，知县所甚喜，即与准行。”《劝农书》在宝坻县内推广后效果显著，大众性加实用性，正是袁黄著作的价值所在。　

　　《劝农书》共一万余字，分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8篇，其中田制、灌溉两篇还附有田法与水工建筑及部分农具的插图。《劝农书》8篇的篇目顺序，实际上是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8个连续性环节，主要向当地农民传授新的作物品种与耕作技术，既详细而又切实可行。

　　比如在《天时篇》中，他提倡种秋麦：“尔民狃于习俗，多喜种春麦，又皆蹉跎，多至二月种，所以收常薄也。”在《地利篇》中，他提倡种粳稻：“种薯亦不若种粳，但开井于陇首，旱则每月浇三四次，无不成熟者。”在具体做法上，袁黄强调因地制宜、因土种植，提出高田种麦、谷、棉、麻；低田种稻、稗；盐碱地种稗等，他特别强调种水稻：“尔民类以污下之地为劣，而不知其宜稻，惟不讲水田之法故也。”

　　《田制篇》有井田、区田、围田、涂田、沙田图5幅，介绍开垦法。袁黄特别提倡在宝坻由国家组织垦荒开辟水田，连成一片，便利灌溉。

　　在《播种篇》中，针对北方气温低，袁黄提倡用温水浸种育秧：“北方地冷，遇阴寒，浥以温汤，候芽出，然后下种……秧生五六寸，拔而栽之。”并提倡用直播技术种植水稻，袁黄在书中举例说：嘉善孙氏兄弟“素习农，常撮谷而种，不更栽，收实亦繁”。他还特别强调应从当地当年的气候出发，不必拘泥传统习惯，如种稷时不能单靠月令，而应以杨柳生叶为上时，桃树开花为中时，枣树生叶、桑树叶落为下时。

　　《灌溉篇》是《劝农书》的重点内容，占全书文字的五分之一，并配20幅插图。由于当时宝坻原有的灌溉工具和设施大都废弃不用，因此袁黄在《灌溉篇》中，特别强调昔兴今废、事在人为的道理，列举了旧农书中所记载的灌溉12法，并附之以图，以便仿行。袁黄认为兴修水利，浚通渠道，要“纵横曲直，各随地势浅深高下，各因水势。中间有卑洼特甚不通转输者，量疏为塘堑，出沟浍之间，旱则蓄泄，水即趋平。”

　　在《粪壤篇》里，袁黄主张广辟肥源，多途径制肥，并介绍施粪的要领。列举了踏粪法、窖粪法、蒸粪法、酿粪法、猥粪法、煮粪法等多种南方常用的先进粪肥积制法。比如，其中的踏粪法说：“南方农家凡养牛羊豕属，每日出灰于栏中，使之践踏。有烂草腐柴，皆拾而投之足下，粪多而栏满则出而叠成堆矣。”在嘉善农村，袁黄所说的这一“踏粪法”，直到20多年前仍是生产队里积肥的主要方法。他还指出，对不同土壤要用不同肥料加以改良，如用灰和浮沙改良紧土，用河泥改良缓土，用焚草和石灰改良寒土等。

　　袁黄的《劝农书》结合宝坻地区的实际情况，全面记录和概括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被农学专家称为“极不易得”的好书。

　　2004年4月5日，《天津日报》在“走过天津的科技先行者”专栏中，以“农业专家袁黄”为题，专版介绍了袁黄及其《劝农书》。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学家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天野元之助教授的《中国古农书考》，对其均有著录。今天，《劝农书》已被全文收入了天津新方志系列丛书中的《宝坻县志》。由天津农史专家整理校释的《宝坻劝农书》带图标点本，也在2000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袁黄在宝坻任职5年中，勤政爱民，治绩显著，实现了他在宝坻县衙内堂上所题写的匾额“后乐”之志向：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袁黄以民众之心为心，所为皆利民惠民，实施的一系列“善政”，使宝坻人民真正“享受”到了“清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善政”，改变了宝坻的面貌。他以自己的崇高品德和卓越才学树立了古代难得的清官形象，成为宝坻自金代建县800多年以来最受人称道的好县令。

　　万历二十年（1592年），袁黄因政声卓著，及他上书应对日本侵略朝鲜的方略成为兵家指南，被朝廷考评为贤能之首，被擢为兵部主事。赴任之日，宝坻城中空巷相送。袁黄除极其简单朴素的行李外，只有5车多书籍，余财竟不够去北京的路费，无数送行人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原来准备一早就走，可由于老百姓为他送行，竟然直到黄昏才能动身。

　　为了感念袁黄的政绩，在袁黄去职后，宝坻人民建造了袁公祠，并由教谕韩初命撰写了《袁侯德政碑》，以纪念这位“爱民重而官爵轻”的知县。宝坻人常到袁公祠内行香致祭，袁公祠堂也成为宝坻享“香火”最为久远的祠堂。今天，宝坻人民仍对袁公了凡充满了无限敬仰之情，宝坻民间还有许多关于袁了凡的传闻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