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阴骘文》简称《阴骘文》，道教重要典籍。清代朱珪校定的《阴骘文注》认为：“《阴骘文》有宋郊之事，当作于宋代。”清代还有些学者也持这种见解。《阴骘文》有各种手抄本、刊刻本，清代道士将其收入《道藏辑要》星集，为一卷。另外《昭代丛书别集》有《阴骘文颂》一卷，《三益集》有《阴骘文像》四卷。
文昌本古代星名，《史记·天官书》说: “斗魁戴筐六星为文昌宫。”《史记·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计天道。一曰上将。大将建威武。二曰次将，尚书正左右。三曰贵相，太常理文绪。四曰司禄、司中，司隶赏功进。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灭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宝。”北斗七星的前面四星叫天枢、天璇、天玑和天权，古人因其形状称为斗魁，斗魁背上属大熊星座的六颗星叫文昌，所谓“宫”是以地上的宫室比附此六星。古时占星术士认为它们是吉祥富贵之星，分别命名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用之以占人事。
帝君指梓潼帝君，即今四川梓潼县七曲山大庙中所供奉者。据说帝君叫张亚子，其先越人，因报母仇徙居七曲山，仕晋战死，人们为他立庙，自晋而后，世代显灵，特别是每当干戈纷争时。唐玄宗西狩时封左丞；唐僖宗幸蜀曾得其显神庇佑，封济顺王; 宋真宗封英显武烈王。宋元道士造作《清河内传》和《梓潼帝君化书》，有七十三化和九生八化等不同说法，并称玉皇大帝委任梓潼神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司文人之命，且历朝降世为王侯将相。元仁宗延佑三年七月，加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下敕说:“相予泰运，则以忠孝而左右斯民; 柄我坤文，则以科名而选造多士。每御救于灾患，彰感应于劝惩。贡举之令再颁，考察之藉先定。”文昌遂成为主宰中国科举教育、士大夫功名前程的文化神，许多地方建了文昌宫，士大夫流往往于考试前向他祈祷，卜问功名前途。
文昌帝君既然是天上的文曲星，主管人间尤其是士大夫的功名富贵，当然其教化的对象以官僚士大夫为主，这和《感应篇》以社会各阶层为对象不同。所以其对后者的补充在于增加了对官僚士大夫的道德修养要求，反映了下层士人和民众的一些愿望。《阴骘文》开篇即让文昌帝君现身说法，自我介绍一番后向人们许愿，只要人人都效法他行事，保证福祥不浅。帝君说:“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弯，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针对士子们求功名心切和人们渴望幸福的心理，要大家都以帝君为榜样，多积阴德，就会像他那样世世为士大夫身，中状元，做宰相。人积阴德，天必赐人福禄寿; 于是人更加感奋，更加众善奉行，诸恶不作，于是天还将把千祥百福降临于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叫“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积阴德阴功用不着求人知晓，招摇过市，在天知并暗中保定你的情况下，善即是福，善又能招致福，生生不息，善无量福也无量，这叫“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
但是，社会现象中往往出现善恶无报，行善者不得福，为恶者未遭祸的情况，有识之士常对报应论持怀疑批评的态度。《阴骘文》以“近报在身，远报儿孙”的道理作答，告诉人们善恶有时虽无相当的报应，甚至行善反而命运不好，作恶反倒官运亨通，但说到底终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近一点报在你自身，远一点报在你儿孙身上，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比如宋代程一德，粗知字义，孜孜为善，每遇到嘉言善行，就刊刻施人，夜梦文昌帝君对他说，你刻善书的事已经报告天庭，上帝许诺昌扬你的后代。果然他的子孙俱少年高第，程明道、程伊川两位著名理学家也是其后裔。像这类故事多如牛毛，无非是印证善恶报应论有人更把儒家传统的命定论掺和到报应论里，说是为善得祸，其命本薄，假使不努力为善，其祸会更多;为恶得福，其命本厚，使不为恶，福远不止如此一点; 善恶报应，好像立表取影，越远越大，贷款取息，越久越多。
中国历来是以儒家礼教立国的，宋明理学的产生更加巩固了礼教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演变到后来，也出现人心日下，世风不古，四书五经口读而心不信，口称而身不从，以致敢于为恶，不可救药的现象。对此，“帝君悯之，故神道设教，飞鸾行化，使人知神明昭布，森列于上，善恶吉凶之报，确然不爽，冀其信畏悔悟，以自拔于陷阱也。”这表明，《阴骘文》一类道教劝善书以宣传礼教内容为主，但又起着正统礼教所起不到的功用，它们在社会上流行，也正是道德危机出现的需要，急需“神道设教”，借助神的力量加强名教统治。
这种道德危机也出现于统治者内部，官僚士大夫往往日言善身行恶，天天要人作好事，自己却暗中大做坏事，贪污贿赂，请客送礼，吃喝拉扯，男盗女娼，无恶不作。这对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显然是有害的，也激起了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不满。《阴骘文》中某些地方曲折地体现了下层士人和“穷困善人”的愿望，他们希望官僚们不要制造冤狱，少用大刑，“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勿倚权势而辱善良”。他们劝告富豪“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账济邻朋，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奴仆待之宽恕，岂宜备责苛求”，“勿恃富豪而欺穷困”。请求贪官富豪们发善心，无疑是与虎谋皮。要狼改掉吃人的本性。换个角度审视，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官僚横行不法，豪强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迫使人民成为“涸辙之鱼”、“密罗之雀”的黑暗现实已跃然纸上。这些社会矛盾不解决势必引起社会危机，危及统治者的生存安全，故封建统治者对《阴骘文》一类劝善书采取赞许的态度，借此缓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尖锐对立，以防社会不稳。
《阴骘文》劝说官僚富豪的主要内容还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西欧中世纪，领主和教会紧紧结合在一块，西方民族的道德主要是宗教道德，许多道德信条来自宗教教义和戒律，如西方中世纪人们道德观念的中心——“爱”，就是得之于基督教，充满了宗教精神。中国则刚好相反，宗教道德来源于中国的传统道德，《阴骘文》强调”忠主孝亲，敬兄信友”，“报答四恩”，“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都和中国传统道德重视血缘关系的特点一致。与《感应篇》一样，它强调家族关系，从孝和忠出发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如注家们所说: “帝君以忠孝为本”。在《阴骘文》的目光中，作为官吏，不论你其他还有何不法勾当，违背道德伦常的行为，但报答天地君亲师的恩典，在家为孝，入朝尽忠，这是万万不能背离的根本道德信条。做到这点，自然福禄寿降临门楣，科场中意，官场走运，财气大盛，儿孙满堂，世代家道不衰。
《阴骘文》告诉人们: “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因为诸如此类都是善与恶的分界线，都和人的福祸相关联。早在《礼记》中对此已有规定，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原始朴素的生态平衡观念，但保护生物和动物是在“礼”的名义下宣传的，和道德行为有关，却不在法制的范围内。这种古老的生态平衡思想流传下来，直到《阴骘文》等劝善书将其作为劝善的内容，用各种道德信条约束人们保护生物，维持生态环境平衡。换个视角坐标看，《阴骘文》所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口膨胀，土地不够，大面积毁林开荒，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现实。面对神的警告，人对自然的伤害不能不有所顾虑。因此《阴骘文》以道德劝化宣传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强化了人们的环保意识。
很多修善行的人都照《阴骘文》说的“剪碍道之荆榛，除当途之瓦石，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等一套去做，认为“修桥通道，为善有盛名”，这类事情虽然细小，但也是善心所在，可以远扬祖烈，后昭来世，万世其昌。他们在修桥造路以后的碑文铭记中通常把这些内容写进去，其毕恭毕敬、虔诚礼膜的态度昭然可见。
明清时代的话本小说形象地描绘了帝君阴骘在各阶层人们头脑中的烙印。《拍案惊奇》卷二十刻画了一位叫刘元普的刺史“感上天佑庇，一发修桥砌路，广行阴德”。洛阳的百姓编出顺口溜说：“刺史生来有奇骨，为人专好积阴骘" 。小说中描写刘元普遇见一个全真道士，手执“风鉴通神”招牌，便请他相面。道士相了一回说道: “自古道:‘富者怨之丛。'使君广有家私，岂能一一综理? 彼任事者只顾肥家，不存公道，大斗小称，侵剥百端，以致小民愁怨。使君纵然行善，只好功过相酬耳，恐不能获福也。使君但当悉杜其弊，益广仁慈; 多福、多寿、多男，特易易耳”。元普闻言，默然听受，从此更加暗中努力行善，后来竟然添子增寿，子孙出仕贵显，藩衍不绝，这全是“阴德之报也”。全真道士所讲说的基本上是《阴骘文》的内容，而刘元普对此深信不疑，照办不误，最后居然获阴骘福报。冯梦龙所编《三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一回，以诗歌形式反复咏叹阴骘善恶: “从来阴骘能回福，举念须知有鬼神。”然后写主人公施复捡到银子还给失主朱恩，旁观百姓说：“这人积此阴德，后来必有好处”。以后施复出门做生意，因偶然遇到朱恩，免遭大难，要谢朱恩，朱说：“此皆大哥平昔好善之报，与我何干！”小说结尾叙道：“施复因免了两次大难，又得了这注财产，愈加好善。”《水浒后传》第二回写水泊好汉杀了毛孔目一家后，邻居中有人就说: “祖宗该积德，做些好样子与后人看便好。那毛太公一味强赖，遭了毒手。那孙子又逞威风，自然有此显报。”小生意人、市井百姓脑袋中都装满了帝君的教导，潜移默化，以此评人论事。从这些小说描绘的世态看，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国民对于人生的看法和思考人生问题的方式，对健康长寿、衣锦富贵和儿孙满堂等幸福的追求，都包含着善恶报应的阴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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