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掌人生

　　近二十年来，偶尔有信徒给我红包，我都叫侍者全部退还给他们。因为我又不买东西，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常住有饭给我吃，有车给我坐，我还要储钱做什么呢？尤其在饮食上，我曾有过对面食的嗜好，但现在已经减退，也是可有可无了。我从小就在丛林里苦修、苦学，过惯了节衣缩食的生活，所以现在佛光山的两菜一汤，对我而言，已经是非常美好，非常满足了。

　　我一生没有学过建筑，但会建房子；我没有学过书法，但会写毛笔字；我没有学过文学，但会写文章；我没有受过骈文、韵文的写作训练，但会作词写歌；我不懂外文，但时常与国际人士接触往来。因此，承蒙有些人夸赞我很聪明。

　　所谓聪明，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点聪明的话，我想都是从“为人服务”的苦行中修来的。

　　当初我创建佛光山，并没有建筑师，都是我与建筑工人蹲在地上，拿着树枝在地上比画，这里要多长，那里要多宽、多高，就这样一栋一栋建了起来。但是，佛光山尽管建了很多客房，经常还是不够给来山的信徒大众挂单。有时候大活动期间，有些法师如煮云法师等人上山，我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自己睡在人走不到的阳台上。我就想到，朱元璋在当沙弥的时候，有一次皇觉寺的大门已关，他只有睡在外面。他说：“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

　　人生只要欢喜、自在，到处都是净土，哪里一定要什么床铺、座位呢？所以我从开山到现在，没有坐过有抽屉的办公桌，也没有使用过房间钥匙。我不重视物质享受，也不为自己储财；有了钱，都是用来弘法，用来结缘。佛光山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即使是我自己的著作，也是自己付钱买来送人。

　　正文 六、苦行（16）

　　佛光山的长老执事，偶尔会说：“师父，我们到滴水坊喝茶！”说好了是他们请客，但实际上都是我付钱。虽然他们也抢着要结账，不过我都说：“师父与徒弟在一起，没有徒弟付钱的道理。”

　　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自律很高、用心很细的人。到现在我荷包里经常几个月一文不名。也知道没有金钱的苦处，可是早已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性格。不过事实上，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不要钱，所以才能“以无为有”，才能“不要而有”。因为如果有钱，人都有贪心，就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为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是钱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修行不在着意于某一种法门，更重要的是，要能培养出一颗笃定踏实的向道之心，以及发起“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提心。修行不是片面的个人解脱，而是全方位的弘法与利生；生活的苦行也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一生的修持。能够懂得“苦行”的意义，那才是“行佛”的宗要。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

　　七、饥饿的岁月

　　“饥饿”是人生至难忍受的痛苦经历。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当然不知道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人之苦。我们看历代以来，每逢灾荒饥年，广大灾区的民众，因为没有食物果腹，只得吃草皮、树根、观音土等，真是名副其实的“饥不择食”。甚至有的人还“易子而食”，其惨状可想而知。

　　世间上，黄金最贵，但遭遇饥荒时，即使十根金条，也不一定能换得一个面包。所以一有战争，主帅都需准备好充足的粮草；军粮不够，最后不是战败，就是投降。

　　中国许多偏远山区，尤其是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民终年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下，这种事例多不胜举。所谓“民以食为天”，生命就是要靠食物来维持。虽然有些文人为了表示自己人格清高，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长期三餐不继时，仍不免赋诗感叹“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

　　在佛教里，禅者有说“禅悦为食”，儒家也有以“诗书礼乐”为食，但那毕竟是少数人，或者也只是一时“望梅止渴”罢了。佛教的出家人，所谓“上乞诸佛之法，以养慧命；下乞众生之食，以滋色身”。人的色身肉体，还是要靠饮食来滋养的；如果长期吃不饱，饥饿过度，不但营养不良，还会导致人百病丛生。

　　回想我罹患糖尿病近半个世纪，有一次和台北“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蔡世泽主任谈起，我问他：“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他说：“现在还找不出原因！我也曾问过西方一些糖尿病专家，他们也说现在还没研究出真正的病因！”

　　有一天，我想到自己这一生，既不好吃，家族中也没有糖尿病的遗传史，为什么会年纪轻轻就患有糖尿病？这时心中忽然生起一个念头，我想大概是与“饥饿”过度，导致胰脏受损，因而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有关吧！

　　人体的胰脏，主要负责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促使细胞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的重要激素。当我们吃饱饭后，血液中的血糖会随着升高，这时胰岛素就会被释放到血液中，让葡萄糖进入细胞内，供给细胞利用而降低血糖；当胰岛素不足时，就会导致糖尿病。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2）

　　当然，糖尿病或许不纯然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甚至基因遗传也只是原因之一而已。对于我为什么会罹患糖尿病，虽然让我百思不解，但我一向“与病为友”，糖尿病伴随我大半生，并没有给我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初患糖尿病时，走路举步维艰，拿东西手软无力，但由于我不太介意，慢慢地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了。

　　不过，在我最初罹病时，虽然也有一般常见的“吃多、喝多、尿多”等糖尿病特有的“三多”现象，后来这些症状很快消失，所以也不太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直到四五十年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眼底钙化，导致视神经受损，以及心肌梗死、肾脏积水而出现浮肿等现象，我才慢慢思索着：糖尿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于几次与医界的朋友谈起，我认为糖尿病是与饥饿有关，他们都不予采信，因此我就想把自己这一生，几次处在饥饿状态中的回忆，记录下来，或许有助于未来对这项病症的研究。

　　一

　　说起“饥饿”的回忆，还是得从幼年叙述起。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商之家，父亲最初务农，但不惯于耕种，所以庄稼收成变卖后，他把微薄所得拿来开店经商。先后开过香铺、酱园、成衣店，但短期经营后，最后都是赔本，失败以终，因此家计愈加绌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难了。我们兄姐四人，用现代话来说，可以说都是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度过了童年。所幸我们并没有因为饥饿而沦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在外游荡。

　　对于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记不起成长过程的细节了。只依稀记得，外婆偶尔会拿些食物来周济我们。当然，我们老家也薄有祖产，几次变卖田地，也曾风光一时。但由于家父没有求生的技能与职业，一家数口，坐吃山空，所以风光不久，半饥饿的苦难岁月便又再度降临。

　　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每天清晨天还未亮，我就起床外出捡狗屎，等累积到相当数量就卖给人当肥料，多少总能换得几个铜板。或者一到黄昏，农夫赶着牛群回家，牛群总会在路上留下不少粪便。我就把牛粪捡回家。当堆积到相当分量，我也学习大人的做法，用草把牛粪和起来，贴在墙上晒干，可以供人当柴烧，如此也可以赚个几块钱。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3）

　　虽然我生在贫寒之家，但感谢父母，培养我勤劳的品格，让我懂得自食其力，懂得自求多福，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工作、劳作。因此，童年时我虽然没有进过学校，甚至没有报过户口，但慢慢长大后，也知道要读书。好在那时乡间有私塾先生，经常也会有二三十个学生。只不过读私塾要钱，记得是一天四个铜板，只要今天有四个铜板，就去读书；没有四个铜板，就不去。老师也都能谅解，也没有责怪，大家都相安无事。

　　如此断断续续，并没有读太久的时间。因为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的烟火升起。不到数月，日军就打到扬州，距离我的家乡很近。

　　那年我才十一岁，在战乱中告别了家乡，也不念书，也不工作，身上扛着两条被单，在大雪飘飘的冬天，随着难民潮开始流浪、逃亡。一时之间，真是前途茫茫，也不知要流浪到何方，更不知能逃亡到哪里。我只知道，“留”就有被杀死的可能，“逃”才有活命的希望。

　　在逃亡的途中，走过崎岖的小路，越过荒凉的原野，沿途所见，都是穷苦的农村。不但农家的烟囱没有了炊烟，屋中也听不到人声，可以说“十室九空”，只有狗儿懒散地游走，见了人也不狂吠。

　　如此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经过多少时日，后来又慢慢回到家乡，途中饥寒交迫的困顿、辛苦，那就不是几句话所能概括的了。

　　二

　　在抗战期间，由于父亲外出经商，许久未见返家，后来被列为失踪人口。我因为寻找父亲的因缘，途中就在南京栖霞山寺剃度出家。

　　栖霞山寺虽然是六朝圣地、千佛名蓝，是江南的重点寺院，但是历经朝代兴亡，饱受战争蹂躏，已经残破不堪。例如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一座隋朝的石砌宝塔，整个被烧得体无完肤。

　　我在这座历史古寺里，权宜出家。由于师父在此当家，有特别的去留机会。只是，“去”因为年龄太小，连挂单的资格都不够；“留”，此寺实在穷得三餐无以为继。师父虽然很开放，但自己也知道，能蒙他收留，已经恩同再造，也不敢再存有多一点的奢望。

　　那时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也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尤其到了“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军开始轰炸南京，我记得自己曾睡在双层上铺，因飞机轰炸时剧烈震动，整个人就被震落到地板上。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4）

　　有时一个炸弹升空，如同天崩地裂，不但火光四射，把黑暗的天空照得亮得如同白昼，室内的玻璃也被震碎，房屋更是不停地摇动。但是对于这一切，那时我并不感到恐惧，唯一害怕的是，三餐无法吃得饱。

　　记得《古文观止》里，有一篇柳宗元先生写的《捕蛇者说》。文中大意是说：祖父捕蛇，被蛇咬致死，父亲同样因捕蛇而被蛇咬死。到了儿子这一代，还是以捕蛇为业。有人问他，既然有过这样的死亡经历，还敢捕蛇吗？他说：“吃饭要紧！”由此可见，饥饿比死亡更可怕。

　　在栖霞山寺里，记得有几次，本来应该十一点半打板吃午餐，但是到了十二点，甚至一点过后，还没听到板声。为什么会这么异常？一经查问，原来大寮里没有米下锅！当时一些年轻的同参，也不敢声张，只偶尔派人到大寮查看，到底米回来了没有！

　　就这样，好几次中饭一直延到下午三四点才有的吃。如果早餐吃的是干饭或牛奶面包，那么到三四点吃午餐，也算平常；可是我们的早餐是没有米的“糁薯粥”，根本是粒米未下肚。那时年纪轻轻，正值发育年龄，能挨饿到三四点，实在也称得上是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了。

　　我在栖霞山寺度过七年的岁月，后来到江苏常州天宁寺，讨了一份行单的苦工。一段时间后又转学到焦山，这才慢慢懂得读书。大约经过了两年，再从焦山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日子虽然还是穷苦，但每日三餐，饭食供应无缺，应该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了。

　　三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才到台湾没多久，队员们很快便各自离散，并没有人真正有兴趣想要从事救护工作。不得已，我只得找个寺院挂单。

　　此时想起了焦山佛学院的学长大同法师。一年前他曾经跟我通信，说想办一所三千人的佛学院，邀请我到台湾教书。那时我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于当时佛教的情形，说要办个三千人的佛学院，我也无法相信，所以没有应邀而来。现在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心想去找他也可以问问在台湾的各种情况。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5）

　　其时，大同法师在台中宝觉寺担任当家。当我到达时，听说他因被疑有间谍之嫌，已经逃奔香港。我因投亲不遇，正在彷徨之际，曾在金山参学过的慈蔼法师，也在宝觉寺挂单，他私下告诉我：“你要在宝觉寺居住，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不如到观音山找慈航法师。他目前正在筹办佛学院，需要师资。你此去，他必然会聘请你当老师。”

　　我想，当不当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有一个栖身之所，每天要有饭吃！只是路途不熟，不知道观音山在哪里。这时宝觉寺的一位住众，自告奋勇说要带我去，让我喜出望外。

　　当我们搭乘台铁普通车到台北站时，正逢大雨，本想转乘公路局班车前往姜子寮，但公路被大雨冲断，公交车已经停驶。不得已，帮我带路的人说，有位大陆法师在南昌街买了一座寺庙，可以试着去挂单。

　　于是我们来到十普寺，但是寺里的人见到我们，用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怎么也跑来台湾？”一听就知道碰了壁，于是顾不得外面还在下着大雨，只得告辞十普寺，往台北善导寺讨单。因为听说大醒法师正在善导寺，我们想去投靠他。

　　就在往善导寺的途中，经过新生南北路时，　公圳的水已经淹没了道路，在水比路高的情况下，水和路根本分不清楚。我想慢慢涉水前进，哪知一个不慎，竟跌入水中。

　　这时水流湍急，水势凶猛，虽然略谙水性，我也感到难以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照说应该是难以活命，但说来也很有趣，一般人落水，本能反应，应该是赶快喊救命！我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心里只挂念我的钱包就要被水冲走了。我记得里面大概有十块银元，是临到台湾时，师父给我的，这也是我们师徒一场，师父给我最大的一次赏赐。

　　我一心想着钱包，便拼命挣扎，顺着水流游去，终于爬到路上。这时才想到，人家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钱”，我却是“落水要钱”。因为我知道，没有钱，未来的前途艰难；没有钱，饥饿难耐，小命也难以存活。

　　这时的我全身湿透，雨依然还在不停地下着。在雨中无法更衣，事实上也无衣可换。就这样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走到善导寺，这时天色已经暗了，陪同我前往的宝觉寺住众，至此便跟我道别，离我而去了。

　　我在善导寺约莫等了两小时。大醒法师一直不肯出见，只叫当家法师出面，他说：“你看，我们寺里，右面住了‘交通警察大队’，左边是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寺中实在没有余地安置你了。”

　　我知道人家的困难，就跟他要求说：“我听说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有数名外省的青年法师，我想前去投靠。现在天色已晚，可否让我在佛殿的大钟下借住一宿？”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6）

　　他说：“只要警察不来驱赶，应该没有关系！”

　　那时虽是春夏之交，但夜里仍透着浓浓的凉意。所幸当时年轻体壮，也不计较这一点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着上路，到台北火车站，乘火车到八堵，然后转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一点多。

　　到了灵泉寺，一群年轻的同学见到我非常欢喜，虽然过去彼此并不认识，但总有僧情法爱。他们满口赞叹，说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领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湾。

　　大家正谈得欢喜之际，传来默如法师的指示，说不能留我们吃饭，更不能居住下来。因为来寺的外省僧侣多，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增加人数。

　　这些青年朋友一听，深感不平，义气凛然地说，常住不给饭吃不要紧，他们愿自掏腰包，外出买米煮稀饭请我。当我吃着他们煮好的稀饭时，已是下午三点多。回想自己中饭没吃、早餐没吃，昨天的晚饭也没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地发抖，但是碗里热腾腾的稀饭，吃起来真是美味无比。

　　后来经过商量，他们让我在此暂住三天。由于我的衣物都已随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师的妹妹送给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换，因此向灵泉寺借了裁缝车，缝制一件短褂裤，以便替换。

　　由于“此处不留人”，只得“另找留人处”。此时听说原本在观音山筹办佛学院的慈航法师，事实上并不在观音山，而是在中坜圆光寺筹办台湾佛学院的毕业典礼。我心想，如果到圆光寺能见到慈航法师，也许问题能解决，因此就转而前往中坜圆光寺。

　　圆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轻的智道法师，待人非常热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面前讲了我许多好话，说我在大陆曾主编过杂志，也曾当过校长，这些经历他们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见到我，真是一见如故，私下跟我说：“他们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圆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会（包括桃园、苗栗）的理事长。在当时那样一个好像人人都有间谍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缘分。他要我当他的秘书。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动打水、扫地、拉车、采买。这些苦役本来就为我所长，因此做起来并不觉得太吃力，也不以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谢妙果老和尚，由于他的慈悲收留，让我能在寺中安住，总算脱离了逃难途中的“饥饿”窘境。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7）

　　一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初来台湾时，这段挂单无着、三餐不继的日子，我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四

　　在中坜圆光寺安住下来后，为了安全起见，首先要去报户口。虽然我有身份证，但报户口要有入台证。我没有入台证，户口势必报不成。所幸智道法师告诉我，如果能找到吴鸿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帮忙，问题就能解决。

　　吴鸿麟先生就是吴伯雄居士的父亲，当时是台湾省“参议员”，也是警民协会会长，更是一位名医。对于这样的社会贤达，我哪里敢到他的家中拜访？幸亏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他，别人告诉我，他就是吴鸿麟先生。

　　我鼓起勇气，勇敢地走向前，对他说：“吴先生，我是在圆光寺挂单的出家人，我有身份证，想要报户口，您能帮助我吗？”

　　他看看我，我想他大概还不知道报户口需要入台证，因此听完他就说：“来！来！”由于隔壁正好就是警察局中坜分局，他带我走了进去。门口的警卫问都没问，里面的警察看到他，赶快起立向他敬礼。他说：“帮助这位法师办户口！”说完便走了出去。警察听后则连连称是！

　　于是我就这样顺利地报了户口。有了户口，我在台湾居住，心里就更踏实了。

　　这件事情过后一个多月，有一天，我拉车外出采购，在街上被警察拦住，莫名其妙地遭到拘禁。由于我不会讲闽南语，语言不通，也没办法问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囚禁。

　　直到第二天，才听说全台所有外省的出家人，有一百人左右，悉数遭到逮捕。其中还包括在台北的慈航法师，以及跟我们同住圆光寺，原为陆军中将的出家的律航法师。

　　原因是，台湾当局听到大陆广播，说他们派了五百位僧侣到台湾当间谍。台湾当局就把我们拘捕了。后来警察把我送到桃园，与律航法师一同拘禁在一所仓库里。

　　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发生的事，当时是陈辞修先生当“省主席”。所谓“白色恐怖”的年代，自从“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台湾人杀外省人，外省人报复台湾人，不时有凶杀案发生。但是不管族群仇视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政治迫害也好，我都不太关心。我所关心的是，肚子好饿！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8）

　　由于当时被逮捕的人很多，没有牢房，就用大仓库暂做拘留所。被关在里面，虽然每天也总有一餐饭可吃，但是吃过之后，肚子很快就饿了。记得有一天下午，有位警官走到我身旁，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觉得他很和气、善良，就大胆地跟他说：“我肚子饿！”

　　不久，他叫人端了一碗面给我，真是美味无比。我吃过以后，他又来看我。这时候律航法师已因政府知道是一场误会，早就被释放出去了，但是里面仍有二三十个出家人被关着，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吵着肚子饿，只有忍耐。

　　后来再见到这位警官时，我跟他说：“我们挂单在中坜圆光寺，如果我有被释放回去的一天，欢迎你去看我们！”他听了很欢喜。这位警官就是后来随律航法师出家，并且创建净律寺，在台湾很有名的书法家广元法师。

　　在桃园拘留所关了二十三天，此中的屈辱也难以尽述。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什么也不复记忆，所记得的就是饥饿！每天早上醒来，我就盼望有东西可吃，到了晚上睡觉，也是饥肠辘辘，饿得难以入眠，很希望能有东西可以果腹。我想，所谓“饿鬼”，大概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吧！

　　好在当时因为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惊动了很多护法居士，包括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台湾省主席”吴国祯的父亲吴经熊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以及赵恒惕、钟伯毅居士等人。在各方努力营救下，我们这群出家人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在台湾“三武一宗”的教难，恐怕又将再添一桩！

　　五

　　在中坜生活两年，我就到新竹去了。在新竹也居住了一年多，为台湾省佛教会所办的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虽然没有待遇，但三餐总能吃得饱，感觉温饱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直到一九五三年，宜兰的居士成立念佛会，邀请我前往宜兰，我应邀而去。到达之后，只见在一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边为我设立一个床位，要我留下来讲经，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一开始，我以二十天的时间讲说《观音菩萨普门品》。圆满当天，并有一百零八人皈依。在那个时候的台湾，这已经算是盛况空前了。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9）

　　创办念佛会的会员当中，有慈庄法师的父亲李决和居士，慈惠法师的父亲张辉水居士等人。因为他们创立念佛会，要有很多人参加念佛，才能将法师留住，因此多方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也因此，我在宜兰弘法期间，老、中、小的信徒都有。当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张优理小姐，担任我的台语翻译，后来她出家，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

　　因为感于青年的重要，我先后成立学生会、歌咏队、文艺班、弘法队等，青年纷纷加入，一时之间也让我感觉佛教充满了蓬勃朝气。因此尽管寺院破旧、设备简陋，不但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甚至谈话的客堂、座位也没有，但我就在外面的丹墀交代你做什么、他做什么，整个团队里的青年，大家都热心无比，他们帮忙组织群众，参与活动，跟我配合得非常好。

　　当时宜兰中学的音乐老师杨咏谱先生，所教授的歌咏队已经颇有成就。尤其我作词、他谱曲，写下很多佛教歌曲，包括《佛教青年的歌声》《弘法者之歌》《菩提树》《西方》，等等。此时的宜兰念佛会，真可说是梵音缭绕，法音宣流。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从寺院走上社会。因此与台北“中国广播公司”接洽，商借他们的录音室，供给我们录制唱片。

　　我邀请了歌咏队里优秀的歌手十余人，请他们到台北“中国广播公司”录音。这在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当初，别说路费是一个问题，青年请假，需要家长同意，尤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台北。

　　经过一番筹备，终于有一天，我们乘坐五点十二分的早班车，三个半小时后抵达台北。从车站走路到“中国广播公司”，开始进行录音。等录音结束，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由于我们在台北没有地方居住，只有赶最后八点四十分的晚班车回宜兰。

　　在赶火车的时候，我想到大家都还没吃晚餐。因此买完车票，我又急忙买了面包，带到车上分给大家，刚好一人一个。

　　青年们问我：“师父，您呢？”我说：“我刚才吃过了！”事实上，面包就是少了我的一个。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0）

　　在佛教里有“过午不食”，一餐不吃不要紧，不过那是原始佛教，教徒生活单纯，晚上早早就入睡，工作也有限度。但我那时年轻，工作忙碌，每天所消耗的体力很多，晚上不吃饭，事实上是不容易度过的。所以我经常饿得发抖、流汗、心悸，不过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

　　那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宜兰，已经午夜十二点。青年们各自回家，我回到雷音寺，寺中几位老人家都已熟睡，我不敢进入厨房，只有非常知趣地在床上打坐。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半夜里，我几度因为饥饿醒来，之后又因疲倦而沉沉睡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到宜兰，将近一个甲子的岁月，至今我的户口一直留在宜兰。二　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宜兰县、宜兰市同时颁发给我荣誉县、市民证书，总算我在宜兰五十多年的岁月，没有白住。

　　不过，我在宜兰这么多年，经常远赴各地讲经弘法，对于三餐饮食，我经常是饱饱饿饿，多一餐、少一餐是常有的事。像我这样不懂得怜惜自己的色身，也难怪糖尿病会找到我的身上来。

　　六

　　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杂志、《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二十一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有心的信徒也体谅我，便结合全省信徒的力量，在台北郊区买了一间小型精舍，作为我的栖身之所。

　　由于我经常不住在精舍，有一位赵老太太和一位中年比丘尼达德师，愿意替我看守房舍，平时也在厨房里帮忙烧煮。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达德师突然不停地狂吼喊叫，甚至用脚踢床，因为她病痛难忍。我一见这种情形，也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旁的赵老太太跟我说：“应该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治疗！”

　　于是我急忙将她送到铁路医院。但医院不肯接受，我马上又将她转送到台大医院。这时台大医院的急诊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挂了号，办理好住院手续后，有一位实习医师跟我说：“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开刀，必须等到明天检查过后，才能决定该怎么处理。”接着他说，“你把病人留在急诊室，我们会照顾的，你先回去吧！”

　　这时候回北投，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可以搭乘，于是我就近到三重埔，过去三重文化服务处的办公室，权且住了一晚。临睡时，我感到肚子很饿，而且忽然心跳加速、冒汗、头晕，只得起来找东西吃。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1）

　　由于文化服务处平时无人居住，当然也没有存粮，而那时已是深夜三四点，别说我平时就没有购物的习惯，即使想买，已经是深夜，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得到东西。我只得在橱柜里东翻西找，突然看到一包渔人牌的麦片，赶快把它打开来，用开水冲泡，然后一连喝了好几大碗。

　　奇怪！怎么一直吃都不觉得饱？自己忽然也害怕起来！心想：我的肚子又不是无底深坑，怎么能一下子吃得了那么多麦片，又喝了那么多碗水呢？

　　后来我发现，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即使吃了很多东西，由于养分还没有输送到血液里，无法供给细胞所需，所以仍然会感到饥饿。因为我一直觉得肚子饿，很想吃，但又不敢吃，怕吃出毛病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再冒汗，手脚也不颤抖了，自己就困坐在那里。

　　从极度饥饿到极度疲倦，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在极度饥饿时，感觉就跟忍受病痛折腾一样，都是痛苦的经验。由于自己曾有这样的体会，因此若问：糖尿病是怎么引起的？以我的经验，饥饿应该是最大的元凶。

　　七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早期由于生活艰难，后来则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门在外，饮食不便，因此日子经常是在饥饿、半饥饿中度过的。但最严重的一次饥饿，却成为我创建普门寺的因缘。

　　话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编《人生》杂志时，有一天，发行人东初法师跟我说，希望当月的《人生》杂志能提早出刊。

　　我应允以后，就在印刷厂赶工加班。那时候的印刷厂，对于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来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设定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一位李姓经理承诺后，我从送稿、校稿，到最后三校当天，一早从善导寺走路到位于万华大理街的印刷厂。那时我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因为即使一块钱也不容易拥有，走路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印刷厂校稿时，中午时分，李经理说：“星云法师，下班吃饭了！”我看他们的员工都在吃便当，心想：自己哪有福气吃便当？即便想要买个面包，也没有钱！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2）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间，杂志终于出炉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给东初法师，从大理街走路到万华，大约半小时。从万华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往新北投，下了火车已将近十点。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把长衫脱下来包裹杂志，以免被雨淋湿。

　　我扛着二百本《人生》杂志，从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钟，然后再爬四百个坡坎。当我到达法藏寺时，已经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见到东初老法师，我把杂志送给他。他看过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很负责！”听了这句鼓励的话，我也很欢喜。这时他跟我说：“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横竖也没地方住，因此就随缘答应住了下来。他叫寺中的人帮我送单。

　　那时候外省人，特别是像我们年轻的外省人，在台湾居住，尤其在女众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赖。他送我进入室内，就从外面把门反锁，我也不以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后，七八点了，都不见有人来开门，我也不敢随便叫人。一直到了九点，才有人来把门打开，他连声向我道歉，说是忘记了！

　　我出了房门，准备下山，就去向老法师告假。他说：“今天中午我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吧！”

　　东初法师是我在焦山佛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常住的监院，现在是我的长辈，对他吩咐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再说，请客，帮忙排桌椅、摆碗筷，也是我擅长的工作，是我多年行单工作累积下来的专长。

　　可是哪里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难请，一直等到下午一点才姗姗来了十个人左右。我心想：两桌可以坐二十个人，老法师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几个人吃饭。

　　我自信满满，自以为想的不会错。但是到了入席时，我让客人先坐，自己等着老法师吩咐。岂知东初法师说：你这个孩子（其实当时我应该有三十岁了），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

　　我一听，哦！原来请吃饭，我是没有份的，只能到厨房去吃饭！想想，也真窝囊。在大陆，至少我也当过校长、住持；在台湾，也曾编过杂志，担任过教务主任，也是宜兰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现在却只能到厨房去吃饭，真是可怜。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3）

　　当我走到厨房时，里面好热闹，大家正忙着做斋菜。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不认识，要我跟他们说“我要吃饭”，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我就从边门悄悄下山了。

　　印象中，我当天的中饭、早餐都没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饭也是粒米未进，一直都在忙着杂志，忙着要请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经虚脱无力了，身体摇摇晃晃。下山时踩着四百多个台阶，就像踩在云端里，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山的。不过我生性没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来我有能力建寺时，我要给人吃饭！

　　现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分、别院道场。其实说来惭愧，最早建设分、别院，我也不是有什么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饭。

　　当初从高雄到台北，从台北回宜兰，车程十几小时，中途肚子饿，要有地方吃饭，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为了中途能有饭吃。后来在台北建普门寺，想到台北吃饭更难，素菜馆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门寺，意谓“普门大开”，想要吃饭的人，都欢迎大家进来。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诉普门寺的住持、当家，凡是来吃饭的人，不问姓名，只要他肯吃我们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圆满我们的心愿，我们都应该对他心存感谢。

　　今日佛光山的发展，或许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但是“给人吃饭”，应该是众多因缘中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现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这一段饥饿往事，应该是我多次饥饿经历中，比较严重的一次。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三宝加披，只要我不小心一脚踩空，坠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吗？

　　其实，人在世间，都是受着业力的牵引，都是受着因缘的安排。我觉得饥饿是难堪的，但佛祖也不会误人，一切的一切，应该都有佛缘在安排吧！

　　正文 八、弘法（1）

　　八、弘法

　　“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两句话说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应负的责任。只是一般僧侣并不容易达到这种标准，他们大多数只流于寺务照顾，或者游方参学，顶多诵经服务；真正想要做一个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学问、德行，还要有人缘。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陆期间是我成长和学习的时期，在此也就不多赘述。但说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台湾，最初住在桃园县，除了帮助挂单的寺院从事苦工杂务以外，一时只觉前途茫茫，不知道未来希望在哪里。自己既不愿意从事经忏佛事，也无意于当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写文章投稿到报章杂志，以言论来护卫佛教。

　　记得当时有位京剧名伶，在台北永乐戏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戏剧，我毅然挺身而出，写信公开向她抗议。其实我也知道，她只不过像颗棋子般任人摆布而已，并非故意要毁谤佛教。但是正当我埋首为文护教时，一位老太太走过我的身旁，跟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工作会没有饭吃哦！”

　　当下我惊觉到，写文章弘法，在寺院里并不被认为是正当的工作，甚至他们还认为我是偷懒在看书、写字呢。因此后来陆续在报章杂志上投稿，都不敢公开在饭桌上撰文（当时没有办公桌），只有找个隐秘的地方偷偷写作。那时候《自由青年》《中华》副刊、《觉生》杂志、《人生》杂志等，都发表过我的文章。

　　当然，弘法并不一定只限于撰文发表，还可以讲经说法。但是当时并没有这种风气，也没有人集众讲演，因此我先是应邀到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于宜兰念佛会马腾居士写信邀请，开启了我前往宜兰弘法的契机。

　　说来惭愧，那个时候我连宜兰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一再延到十二月。正当快要过年时，李决和居士从宜兰到台北，当面邀请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恺悌的中年绅士，一见面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诚恭敬的态度，很让人感动，因此，当下答应前往宜兰弘法。

　　正文 八、弘法（2）

　　记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过后，我从台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车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点出发，一共开了三个半小时才抵达宜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宜兰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兰北门口的一间小庙，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里，大大小小供了一百余尊佛道的塑像，旁边几间厢房已有三家军眷居住了。我到达当天，看见佛殿前的丹墀里正挂着春节未吃完的腊肉、咸鱼，同时还晾晒着一些妇女、儿童的衣服。整个雷音寺的外观看起来，应该说比起中国过去的大杂院还不如。

　　我抵达时，并没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边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为信徒消灾诵经的六七十岁的老尼师念完经，她看看我，又去念经。再过了一会儿，她才走向前问我。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但知道她的话意是说“你是来讲经的吗？”因此回答她：“是。”

　　过了十分钟，她端来半杯水给我，没有讲话。不过我知道应该没有走错路，因为她能给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约莫坐了一个钟头以后，时间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里吃饭。饭桌是由两块木板临时钉起来的，中间的隙缝至少有五公分宽；筷子、汤匙，也是她们用铅皮自己制作出来的，可见老尼师们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过饭后，她送我到一间与佛殿并排，用木板隔起来的小房间里安单。里面除一张竹床、一台裁缝机以外，别无他物。由于我从早上直到此刻，还没有上过厕所，四处张望，也没有洗手间。不过我不用跟人说明，就一个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钟，回到紧靠宜兰火车站，也就是刚才下车的公路局车站上过洗手间，然后如释重负般，欢喜悠闲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床上静待情况发展。

　　由于时近黄昏，房间里的蚊子绵密飞舞，可以说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几只。我心想，过去佛陀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看起来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养蚊子，以此跟它们结缘不可了。

　　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间七点多，总算听到佛殿里有声音问：“法师来了吗？”回答的声音很细小，不过不用讲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经来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钟，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应该有一二十人。终于有人敲我的门：“法师，请你出来跟我们讲话。”

　　正文 八、弘法（3）

　　当时正盼望着有人说话，听到信徒请我，我便离开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里。在佛殿的一角，他们安排了一个小凳子，供做讲者的位置，信徒则坐在木板钉成的拜垫上，听说还是被军眷搬去当枕头，临时再跟他们商议借来当座位。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宜兰第一天的生活。

　　宜兰是一个淳朴的乡村小镇，雷音寺则是“龙华派”遗留下来的一间小庙，平时没有僧人居住，偶尔有游方的僧尼暂住，但是因为实在无法生活，只得又再游走他方。我到的时候，正是一位妙专老尼师被邀请在寺中住持。我在这里讲演二十天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先后经过四位翻译，都无法称职。最后有一位在税捐处服务的张优理小姐，由于她口齿清晰，记忆力强，可以像录音机一样，把我的话原原本本用闽南话翻译出来，是公论最好的翻译。她就是后来出家，一直跟随我翻译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师。

　　我讲完《普门品》后，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宝，这也是我第一次为信徒主持皈依。当时我并没有嫌弃雷音寺，但也没有打算长久居住，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居住的条件。于是讲完经之后，我回到台北，和心悟、心忍两位法师，同挤在圆山临济寺的一间小屋子里。他们两位是福州的同乡，学问很好，不嫌弃而接受我成为朋友，总算让我在台北也有一个落脚处。

　　但是就在我回到台北后，宜兰信徒每天络绎不绝地到台北，邀请我再回宜兰。此中尤其是爱姑、免姑两位老太太，她们虔诚的态度最令人感动。由于当时年轻，实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维，我于是允诺再回宜兰。

　　我在宜兰，没有桌子可用，只有将一台破旧的裁缝机，将就权充写作的桌子；没有凳子可坐，于是好几个信徒凑了三十元，到监狱买了一张藤椅给我，坐起来感觉无比舒适。

　　我住的小房间里，没有电灯，但我不以为苦。因为过去我也没有使用过电灯。记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岁。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华藏寺短期享用过电灯以外，在大陆住过的栖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湾中坜的圆光寺、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也都没有水电设施。

　　不过，信徒把我请回来，他们也很殷勤，都想为我解决困难，因此把佛前灯的电线加长，拉到我的房门口。尽管加长的电线也只能拉到门口，只得把电灯挂在卧室门口，但是我就这样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读书。虽然不能关门，好在这间小庙，晚间也没有人走动。

　　正文 八、弘法（4）

　　后来，我发现在一个小锅炉的后面有一间小厕所。虽然使用时必须把锅炉搬开，尤其厕所实在太小，连转身都不容易，但总是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个大问题。除此以外，在那段岁月里，我是怎么解决盥洗问题的，现在已经不复记忆了。不过那个时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车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温泉，但是我从来不曾动过这个念头。

　　我在雷音寺住下来之后，三家军眷跟我互动良好。他们的态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动，还主动表示会尽快搬离寺院。当中一位四川的陈存锋军官夫妇，之前已参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后最先迁离，接着他的亲戚马姓等两家人也相继搬迁。数十年后，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荣民总医院，忽然看到那位陈姓军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动不已，后来还寄了五千块钱作为供养。我觉得自己这一生，经常遇到一些奇异的因缘；因为有很多好因好缘，因此感到人生真是无比美好。

　　自从这三户军眷搬走之后，整个寺院顿感清净单纯。看起来已经像个道场了，而且因为寺院空间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阅览室，要大家来看书。另外还多了一间小客厅，可以谈论佛法；也有两间客房，虽然只有四个榻榻米大，有时候也可以挤进三四个人挂单。

　　这时，相继有东初、演培、煮云、南亭法师，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们请到宜兰。这些大德每来宜兰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厨房的碗盘用具，也增加餐厅的桌椅，甚至枕头、棉被等生活用品。因为要接待贵宾，信徒们自然努力捐助，增购接待客人的设备。

　　另外，我还把美国的苏悉地、法国的阿难陀法师，先后请到宜兰弘法，让宜兰人大开眼界，原来不只有年轻的外省和尚，还有外国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比丘，一时整个宜兰小镇为之轰动。看到大家对佛教如此兴味昂扬，我知道宜兰的佛教已经慢慢在起步了。

　　这期间，我每个月必须从宜兰回台北编杂志，然后再从台北回宜兰。每次来去，不管是从雷音寺走到火车站，或者从火车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围观的市民很多。由于从小在丛林里参学，一向注重威仪，所谓“行如风”，我走在马路上都是两眼平视，从来不东张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正文 八、弘法（5）

　　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每当我走路经过宜兰电信局，里面值班的话务小姐们不接电话，纷纷放下工作，一起出来看这个外来的年轻和尚。她们从看我走路，也对佛教生起好感。可见佛门里，僧相威仪，甚至连袈裟的一角，都能度众。

　　就在我初到宜兰的一两年中，便陆续成立了青年会、歌咏队、弘法团、儿童班，甚至创办幼儿园，启建讲堂，并向“教育部”立案申办光华文理补习班。“前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常委郑石岩教授，就是当时补习班杰出的青年之一。

　　为了弘法，我把宜兰中学优秀的老师请到补习班教书，还把兰阳女中优秀的师生请来参加弘法队、歌咏队。另外，宜兰农校、头城中学都有师生前来参加团体活动。那时的雷音寺俨然就是宜兰一所不具名的大学。

　　这当中，我最要感谢的是杨勇溥先生，他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连一餐饭都没有请他吃过。现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树》《祈求》《钟声》等，都是他为我谱曲，甚至帮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个歌唱高手，还有程郁尊、李浩然、钟钧梁，都是宜兰念佛会的成员，也都是讲座中的台柱。当然，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要数李决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们两人分任宜兰念佛会的弘法主任和总务主任，热心而有恒心毅力，很能负托。所以我在宜兰终能把佛教弘扬出一片天空来。

　　我初到宜兰时，有一批优秀的青年跟随我学佛，后来出家入道，这是我在宜兰弘法的另一项成果。例如，佛光山继我之后担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兰人；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师等人，也都是宜兰优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们都是我学生会的学生，后来每周到监狱义务弘法，三十年从未间断。现在林清志是宜兰大学的教授。张肇居士也是学生会的学员，高中教职退休后，现在发心在佛光大学照顾园艺，其夫人张黄素贞在佛光学舍负责典座。

　　正文 八、弘法（6）

　　二　六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届满三十周年，宜兰歌咏队特地在讲座中高歌一曲，后来又在高雄演出一场。现在这些队员们都已是白发皤皤，年近七十高龄了。想当初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跟随我的弘法脚步，真是南征北讨，上山下海，走遍乡村广场，到处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每回到乡村广场布教，由于我们有幻灯机，录音机，有歌声，有讲座，所以内容精彩丰富。每场都受到乡民的热烈欢迎。

　　这许多青年随着我弘法，每次在我讲演开始前，都会拿着锣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传，说明今晚在哪里弘法；或者乘坐三轮车，车上绑个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里广播。

　　当时的广播词：“咱们的佛教来了！”让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在那时，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强而有力的排挤、压迫。所幸当时有慈航法师的肉身不坏，有詹煜斋成立大专佛学社团的奖学金，以及曾任孙中山先生军需处处长的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湾印经处；乃至李炳南、许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办有莲社及编辑佛教杂志等，总算让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间。

　　尤其，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和国民党元老李子宽居士，以旧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买下善导寺，作为台北市佛教会的中心。台湾佛教于是有了些许的活动。后来“中国佛教会”与“内政部”交涉，每年轮流在一间寺院传授三坛大戒，佛教就这样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开来。再加上我们宜兰佛教的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到台北录影，灌制唱片，或在电台制作广播节目，乃至随喜随缘地在乡村弘法布教等。佛教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会。

　　我最初在台湾弘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挫折不断。记得当年宜兰青年郑秀雄先生在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读书，要我前去主持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是当天郑秀雄跑到车站，跟我说：“师父，对不起，讲座的海报贴出以后，学校下令取消了。”

　　由于这次事件，引发之后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学校讲演。但是尽管如此，我仍想办法解决困难。我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师，到台湾各大学讲演，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正文 八、弘法

　　在我弘法的过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应该要算与警察捉迷藏了。举个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龙潭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听我讲说，忽然身边有个声音传来：“下来，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讲演正在进行中，台下那么多听众，我怎么能下去呢？但是警察执行公务，也不能违抗。于是我请慈容法师上台带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讲话。

　　我下去之后，问他：“你要我下来做什么？”

　　他说：“立刻解散，停止讲演。”

　　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正在僵持时，我说：“你让我上去讲，只要我讲完，自然就会解散，不会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当我讲完之后，大家当然也就自然解散，总算相安无事，圆满结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莲弘法。事前三轮车出去广播，说明今晚七点半，某人在某某广场弘法……

　　警察得到讯息后，即刻到处找我。我也知道没有办法躲避，只有单枪匹马走进警察局。警察见了我，质问道：“谁叫你宣传，要在花莲集众弘法的？”

　　我当即说：“我在台北每天都集众弘法，花莲又不是什么化外之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他听我说是“台北来的”，那个时候所谓“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从台北来，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会无端生事，或者得罪什么人物，因此自己制造台阶下，就说：“你要把秩序维持好！”

　　我只有诺诺应命，当然也就得以顺利在花莲弘法了。

　　还有一次，我在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播放日本幻灯影片。这件事在当局看来，也是大逆不道。于是有个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关闭我的讲堂。我知道他是吓唬我的，只要跟他说几句好话，也就没事了。但是过了没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来跟我借讲堂，当做考试的考场。我拒不出借。之后警察局局长亲自登门商借，我满口答应，并且告诉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为你们有一位警察，一再干扰道场集会。

　　正文 八、弘法

　　第二天，这位警察就被调到太平山去了。后来，他回来见到我，说我太厉害了。我想想也是的，为了弘法，需要如此与公务人员为难。不过在我初到宜兰时，他经常在旁边监视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报告，应该也是为数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创建寿山寺，五层楼的寺院才刚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筑超高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时军令如山，一般民间都不敢申诉反驳，即使“市政府”也没有办法抵挡。因为军事第一，凡是军事需要的，民间都得让步。

　　乍听刚建好的寿山寺，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这固然是法运不济，自己也太没有福德因缘，太没有面子了。

　　正当信徒们焦急、求助无门时，我拿了身份证，直闯要塞司令部。我在门口登记后，进到里面就问：“是谁下令要拆除寿山寺的？”

　　一位上校军官站了起来，说：“是我！”

　　我当时很冷静地跟他说：“你要拆除寿山寺，我是一个出家人，这个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别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要知道，寿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于拆他们的房子。不但会引发民怨，尤其万一事情喧腾开来，被记者照一张相片登在报纸上，只怕国际舆论会认为台湾对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说，前不久越南‘总统’吴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于他烧毁佛教教旗，导致民怨沸腾。我不忍见到那种后果，所以来给你表示意见。”

　　上校一听，十分惊慌，马上问我：“那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只要发个公文给‘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没事了吗？”

　　他即刻回答：“我照办！”

　　漫天的风云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正文 八、弘法

　　其实，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温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讲演，他们把神明都抬出来迎接，甚至连“肃静”、“回避”的牌子也出动了。我到溪州弘法，当时台糖总公司设在溪州，台糖的高级专员特地用火车，专车把我从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莲富里弘法时，当地是一个小乡村，过去从来没有人到此传播佛法，但当地人们很热情，特地装了一个大喇叭，到火车站前唱着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叶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们以我作词的歌曲来迎接我，让我不禁深受感动。

　　那时候我到处弘法，有时坐牛车，有时坐矿场的“轻便车”，有时坐台糖的小火车。甚至“国防部”曾经邀请我到三军官校弘法，承蒙他们礼遇，让我搭乘各种军车、军机、军舰等交通工具。当然，在中国香港、泰国、美国，也都坐过直升机、汽艇、渡轮等。

　　近二十年来，我在岛内外弘法，可以说都非常顺利，尤其许多大学纷纷邀请我前去讲演。例如，我在台湾的“清华”、“中央大学”作过演说，在台湾大学主持过“世界青年论坛”，除了在成功、中兴等公、私立大学讲演以外，甚至应聘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所长，并在东海大学哲学系做过六年的客座教授。

　　岛外大学部分，如美国柏克莱、西雅图、加州、康奈尔、哈佛、耶鲁大学等，都曾留下弘法记录。乃至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澳洲的邦德大学，中国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甚至欧洲的瑞典、瑞士、英国等多所大学，都曾前往结缘。不过，近年来由于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我感觉时间实在不够用，所以在各地学校乃至监狱的弘法，也就慢慢减少了。

　　说到弘法，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从寺院带入到“国家会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国立艺术馆”弘法，之后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每年举办大型讲座三天，持续到二　六年，整整三十个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三天，每天都有数万人听讲，到二　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岁时，曾经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与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例行大型讲座，因为年纪老迈，行动不便，所以到二　六年为止，今后不再举办。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再接触信徒，今后一些小型的讲演、活动，我仍然乐意随喜和大家结缘。

　　正文 八、弘法

　　例如，二　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场讲演，承凤凰卫视实况录像转播。二　七年我在南京大学，受到校长、院长、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场讲话。过去我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也作过演说，其中影响深远的，要算长沙岳麓书院讲说“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北宋开宝九年，为潭州（长沙）太守朱洞先生，继承智睿法师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众的基础而创立。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先生曾在这里讲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蔡锷、谭嗣同、毛泽东等人，也都曾在此受业。

　　二　六年三月十九日我应邀到此讲演时，适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学生都在雨中聆听，最是让我感动。当天，吴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现场为我助讲，称得上是盛事一桩。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从台湾有电视台开播以来，我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第一个打破惯例，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等三台，为他们讲说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讲的“星云法语”、“星云说喻”、“星云说偈”等，达数千条之多。

　　其实说到弘法，一个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办好，能够领众有方，也就算是尽到弘法责任了。但是我的志趣并不在此，我希望从事佛教教育，只是碍于自己并没有受过完整的社会教育，同时也没有佛教的教育事业愿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时走不通，那么就来从事慈善事业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没有支持我的因缘。想想，只有走上“说法度众”一途了。因为讲经说法不需要什么人帮助，只要自己随意在街头巷尾站下来，就可以和民众讲话；即使借用神庙的广场弘法，只要花个十二块钱，向电力公司申请一盏电灯，也就可以集众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换另一个地方弘法。于是就在这样的信念，以及感谢各种因缘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弘扬“人间佛教”。这固然是因为自己的性格近于人间，再一方面，我长期从事弘法布教，这当中与其说我增长了信徒的信心，其实更重要的是，信徒们也告诉了我“他们需要什么”。

　　正文 八、弘法（11）

　　记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凤山的露天广场，讲说“如何医治人生的大病”。当天讲演，从晚间七点讲到十一点，真像马拉松赛跑，已经整整讲了四个钟头，可是现场听众的情绪沸腾，使我欲罢不能，一再喊着：“请再继续讲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见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后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情况发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实神道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台湾所有的神庙广场都是“来者不拒”，并不限定什么人，只要你来商借，他都乐意提供给你使用。台湾各地的庙观广场，诸如万华的龙山寺、新竹的城隍庙、台北的指南宫、玉里的华山宫、北港的朝天宫、高雄的三凤宫等，我都曾经借用作为弘法场所。另外，像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礼堂、工厂，尤其监狱是我弘法结缘最多的地方。

　　可以说，自从我到宜兰，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来，一路从山区讲到平地，从广场讲到礼堂，从工厂讲到学校，从监狱讲到国家殿堂，从寺院讲到讲堂，从省内讲到省外。我曾经接受“法务部”的聘请，担任正式的监狱布教师，台湾全省的监狱，我不止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个别与受刑人谈话。

　　我自己在说法时，也经常深思一个问题：佛法不是为自己而讲，佛法是要讲给人听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视“契理契机”。然而所谓“契理容易契机难”。尤其佛光山开山四十年来，不断有各行各业的团体上山，例如教师协会、作家学会、新闻媒体、农田水利，乃至演艺、外交、经济、财政、国际人士等。各种团体来山，都要找人开示，为了要讲说与大众能相契的佛法，我经常挖空心思，费心思索。

　　多年来我讲演的对象与内容，包括对青年谈“读书做人”，对妇女谈“佛化家庭”，对老人谈“安度晚年之道”，对儿童谈“四小不可轻”，对建筑业谈“命运的建筑师”，对企业人士谈“现代管理学”，对美容师谈“美容与美心”，对文艺作家谈“文学之美”，对科学家谈“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对宗教界谈“宗教之间”，对政治界谈“佛教的政治观”等。

　　说到政治，其实我并不喜欢政治。只是我生长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历年来，就拿高雄市来讲，历任的“市长”，如许水德、吴敦义、谢长廷先生等，他们经常带领一级主管上山参加讲座。其他如台南等各“县市长”，也经常像这样在佛光山举办“干部会议”，同时聆听佛法或参禅等。

　　正文 八、弘法（12）

　　邱创焕先生担任“省主席”时，曾经多次把“县市长”、“议长”等，集合到佛光山参与讲座；林丰正先生担任“台北县长”时，有感于台北县的外来人口过多，流动性太大，特地邀请我在台北县的体育馆，对万名县民讲说“安住身心之道”。

　　多年来，我在台湾弘扬“人间佛教”，继而从台湾跨步走向国际，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让佛教能走上国际化道路，我经常应邀在世界五大洲弘法，诸如澳洲悉尼市政府大礼堂、欧洲巴黎歌剧院、美国林肯中心、加拿大多伦多艺术中心、巴西SE大教堂、日本国会议事厅、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大讲堂、马来西亚东姑礼堂等地，我都曾讲演过。马来西亚槟城首席部长许子根，甚至发愿要为我建一座可容纳两万人以上听讲的大礼堂。

　　平时我在世界各国讲演，除了现场有当地的语言翻译之外，事后的讲演记录，乃至我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法文、印度文等多国语言，同时被某些大学用来当做教材。例如，宜兰大学便将《人间佛教》列入通识教育的课程中。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尤其二　五年五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在《国会图书分类法》之佛教分类号下，为佛光山及我的作品设立单独号码，并将《人间佛教》及《佛光山教团》正式编纳入《国会图书馆主体标目》之中，可见人间佛教已经受到普世的重视。

　　最近知名教育家陈之藩先生写信给永芸法师，谈到要我把多年来弘法的文稿，乃至写作的文章，翻译成法文或英文，他认为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惭愧之至，我何人也？平时舞文弄墨，只是为了宣扬佛法也，哪敢跃登龙门呢？

　　在弘法的生涯中，我感叹自己像江海中的一粒沙石，激不起海洋的一丝涟漪。我觉得佛法的弘传，要由上而下。综观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如果帝王信仰佛教，那么佛法的弘传就会快速地普及，甚至像佛世时，也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等人的护持。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由下而上，就是使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办法获得社会的重视，政府对佛教总是“取缔有之，维护很少”。

　　正文 八、弘法（13）

　　尤其，长期以来媒体对佛教的偏见。他们认为只是报道一些社会正面的好事，报纸没有人看，因此喜欢报道负面的消息，哪里有斗争，大家莫不争相报道。佛教中如果稍有弊端，媒体更是乐于夸大宣传，反而平时正经的讲演弘法，即使是数万人的聚会，媒体也不会青睐，根本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

　　不过，近年来情况已稍见改善，不但佛教的大型弘法、座谈等活动，能在报纸、电视上博得一些版面和画面，偶尔一些评论性的文章或节目，提到佛光山，总结一句话，都说“佛光山是一个正派的佛教团体”。能获得社会如此的评价，我可谓于愿足矣！

　　其实，佛光山多年来努力、辛苦弘扬人间佛教，目的只希望佛教能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人心、改善社会风气、端正人生行为，这是佛教应负的社会责任，也是佛教对国家所能作出的贡献。

　　过去东南亚的佛教，数百年来都是靠着一些老公公、老婆婆，他们在随同儿女漂洋过海移民到东南亚的同时，也把佛菩萨的圣像一起带过去，所以才有现在的东南亚佛教。

　　现在台湾的佛教很兴盛，台湾现在有百万人在大陆经商，这些台商们有把台湾的佛教传布到中国大陆吗？我自己一向有“立足台湾，放眼中国，前瞻世界”的理念，因此趁着现在是两岸都同意宗教交流的时刻，我指派不少青年到大陆各大学接受教育，同时鼓励大陆青年到台湾的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修学。

　　我自己多年来更是一再努力，尽量不辞劳苦地到大陆弘法，除了曾经在上海、南京、扬州、杭州等地，随着佛光山梵呗赞颂团的表演而随机弘法以外，也曾在各大学讲演。

　　一直到了今年，苏州寒山寺把他们的“和合对钟”，赠送其一给佛光山，作为和平的献礼。这口钟由于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名闻世界。

　　正文 八、弘法（14）

　　现在寒山寺以“和平”的名义分灯台湾，希望通过宗教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因为两岸为了“统独”问题而战火弥漫，实非全民之福；反之，两岸能相互和平，彼此和谐，才是全民馨香祈求之事。

　　我虽然不善赋诗，为了此一盛事，不禁也口赋一首：两岸尘缘如梦幻，骨肉至亲不往还；苏州古刹寒山寺，和平钟声到台湾。承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也和我一首：一湾浅水月同天，两岸乡愁夜难眠；莫道佛光千里远，兄弟和合钟相连。

　　假如说我弘法的成就，真能达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目标，那么同为炎黄子孙的十三亿人，我怎能不将佛法均沾他们，滋长他们的性灵，以期带动中国未来和谐社会的发展呢？

　　回首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历程，有时候感觉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是能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在弘法的路上，我如此自我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