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凌烟阁功臣谱看李世民用人

　　贞观十七年，这一年唐太宗44岁，距隋末晋阳起兵已有26个年头，他想起了为李唐建立和兴盛立下汗马功劳的众多老臣。这些老臣中，有的已不在人世，李世民不禁觉得有些伤感，于是下令在皇宫内修建凌烟阁，命阎立本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皆真人大小，由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自己亲自作赞，以示纪念和褒奖。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依次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徐世绩、秦叔宝。

　　这24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始终追随李世民浴血沙场、戎马倥偬的铁杆“粉丝”；二是资历老功勋大、但与李世民关系一般的将领；三是隋室旧臣或原属其他方面起义军、后归顺李世民麾下的将领。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回顾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人的胸怀。

　　首先，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玄武门事变后不久，李渊退位，李世民如愿登上帝位。由于李渊后期曾有意识地抑制李世民势力，因此这意味着重新论功行赏的机会到了，而当时也确实出现了“诸将争功、纷纭不已”的场面。不过，李世民显然让他们失望了，他不仅没有对秦府旧臣格外开恩，反而更加从严要求，以至于房玄龄不得不提醒他：“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原太子李建成东宫)、齐府(齐王李元吉)人之后。’”李世民严肃回答：“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与卿辈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安能以新旧为先后哉？此岂为政之体乎！”此外，当有人建议李世民将秦府旧兵选入宫中充实宿卫，李世民同样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我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

　　其次，出于公心对待其他方面功臣。与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相映照，李世民对不属于自己“嫡系”、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其他方面功臣，做到了秉持公心、公正对待。例如，李唐的建立有赖于两大主帅，北方为李世民，南方则为李孝恭。李孝恭尽管战功赫赫，却深谙退让之道，特别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夺位战中，始终保持中立，但这并不妨碍李世民将其列为二十四功臣的次席。同样，在关键的玄武门事变中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李世民的还有李靖与徐世绩，李世民也没有为此产生心结，仍将二人请进了凌烟阁。

　　再次，不唯亲与不避亲。正是由于从公心出发，李世民在用人上坦然自信，既不以亲疏远近划小圈圈，也不刻意避亲以示“大公无私”。淮安王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李渊起兵时，他是李氏宗亲中唯一于晋阳之外举兵响应的，之后也是战功累累，可谓功劳与苦劳兼备。李神通与李世民素来相善，在太子争夺战中，李神通选择站在了李世民一边，并营救过李世民。如前所述，贞观初期，“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李神通自言：“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李世民郑重指出：“战窦建德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叛乱时，叔父望风而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故宜居叔父之先。”此言一出，诸将皆心悦诚服。与此同时，当长孙无忌提出自己身为皇后之兄，不宜宠任过多，否则“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时，李世民坦然回答：“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用你，岂因私亲！”

　　最后，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不以出身论英雄。如果说任人唯贤是李世民用人的原则，五湖四海则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体现。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也是不断延揽各路豪杰的过程，从对立阵营中招引人才更是他的一大法宝。对这些人，李世民都能倾心以待、用人不疑。这里面最典型的当属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部下猛将，屡败唐军，后归降李世民，深为李世民器重。但由于之前与唐军将领结怨太深，不久，李世民手下诸将以担心尉迟敬德叛乱为由擅自将其关押，并劝李世民“即杀之”。李世民却不以为然，当即下令释放尉迟敬德，并单独将其带入自己卧室，予之以金，说：“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纵是尉迟敬德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听了这一番话也是感激涕零，从此更加死心塌地追随李世民。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大量原属于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以及李建成等人的良臣猛将，最后纷纷归入李世民麾下为其所用，那么，对于李世民的成功，或许就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曾向群臣自述：“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我则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才能不能兼备，我常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人主多恶谏臣，而我未尝因直谏黜责一人。”寥寥数言，无疑可以让我们一窥李世民用人之道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