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和谐社会建设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界的生活，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以后才能保佑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杨宽先生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礼的‘始诸饮食’，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把鬼神看作活人一样，给以饮食，在给以饮食时，讲究尊敬的方式，这就产生了祭礼。《礼运》篇所谓‘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一是在聚餐和宴会中讲究对长老和宾客尊敬的方式，乡饮酒礼即由此产生。《盐铁论·散不足》说：‘古者燔黍食稗而烨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乡人饮酒’之礼，确是从原始氏族制社会中人们的‘相飨’发展形成的。”[11]

    除以上几种主要观点外，还有“礼以义起”、“礼生于理，起于俗”、“礼源于人性”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也符合礼制史的部分实际，因而也都能自成一说。这也说明礼的起源不是单一的，但礼的起源较直接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在于人们的饮食祭祀活动之中。

二、礼的进化

    礼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张舜徽先生曾经说过：“大抵一种礼俗的形成，最初总是简单朴素，发之自然，毫无修饰。经过人们有意识地加工以后，才成为矫情虚伪的具文，离开原意很远。”[12]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原始的礼，十分简单，它是以风俗为根基的行为规范。这种礼的表现形式就是用食物来祭祀鬼神，所以，这时的礼主要用于人与鬼神的关系上。如《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就把握住了殷商之时礼的特点，这时的礼尚未形成社会人事关系上的各种制度，也没有成为人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周人代殷后，比较重视人事，他们把礼的作用从祭祀的仪式上加以引申，扩大为治理国家的制度和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所以，《礼记·表记》又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正如冯天瑜先生《中华元典精神》所云：“如果说，殷制是一种尊神敬神之制，那么周制则是虚置鬼神而注重人间等级秩序的礼制，它通过繁复的仪法和固定的样式，定名分、成制度，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恪守的准则。”

    把礼作为治国的依据和手段这样一种统治思想，是随着西周宗法制度的系统化而出现的。因为宗法制的实质，就是规定贵族内部的亲疏关系，并以此区分等级名分，进而确保整个宗族的统治地位。

    商代王位传授是兄终弟及，而到了西周，则改为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由嫡长子继承，是天下的大宗；某余诸弟为诸侯，对天子而言为小宗。诸侯亦由嫡长子继承，对被封为卿大夫的诸弟而言是大宗；卿大夫便是小宗。卿大夫也由嫡长子继承，对被封为士的诸弟而言是大宗；士便是小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弟为平民。这就确立了各级储君无可争辩的地位，形成了一个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庞大宗族血缘体系，大大小小的宗主掌握着各级政权，维护着宗教内部的尊卑等级，这就为周礼的产生提供了牢靠的基础。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商代尊神的礼便发展为礼治与宗法相结合的周礼。

    周礼是依照亲疏、贵贱、长幼的标准来确定每一等级不同的礼仪的。周礼的内容非常庞杂，上至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送往迎来，几乎无所不包，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由此看来，周礼不仅可以完成道德，齐备教化，决断争讼，而且还可以确定君臣、父子关系，侍奉老师，治理军队等，其效用是十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