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乎所有君主具有借助孝文化拥政意识，孝文化中的血缘、姻缘、地缘、业缘、情缘等等，是封建君主建立政权的精神支撑和形象工程。新兴君主都希望从此中觅到最受认同的孝文化形象，甚至不惜“借”，如沙陀人李存勖借“唐”国号史称“后唐”，刘知远借“汉”国号史称“后汉”等等。
中国近代政治斗争中，孝文化也一直是斗争焦点，激进派和保守派各自在打破和维系孝文化观念中走向胜利与失落：如严复《论世变之亟》一文比较“中学”与“西学”之别指出，“中学”最大问题是最重“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亲亲”（任人为亲）、“尊亲”（尊君）二“亲”；洪秀全自称“天父”，称属下是“天父子女”，都是兄弟姐妹，他以孝文化为武器使“太平天国”运动具有极大号召力；康有为在巨著《大同书》中认为，要进入“大同”需去掉产生种种痛苦的“九界”，其中之一就是与孝文化有关的“家界”（家庭），梁启超认为《大同书》的要旨就是要“毁灭家族”；孙中山依靠帮会支持，以及“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也明显常有孝文化色彩。
现代政治斗争中孝文化同样作用突出。如“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对“日寇有杀父之仇，失土之恨，不共戴大”，逼蒋抗日其实就是孝文化情结；蒋经国上海“打虎”，初始声名大振，“大义灭亲”抓了父亲的世交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儿子、女婿及家属。杜月笙不服，把蒋经国表弟孔令侃公司不法之事抖露出来，后来继母宋美龄亲自出面，宋子文作为广州地区督导员，拒绝配合上海方面的管制工作，使得这位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经济沙皇”，只有借酒浇愁。孝文化下的亲情威力不可动摇；1956年春蒋介石被章士钊一封信打动，信末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是告诉他祖坟保存完好。据说蒋介石将信看了多次，并独自沉思，不许打扰。在孝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对一个人祖先的尊重，就是对一个人尊重的前提。而保护一个人的祖坟，就是对他最尊重的重要形式之一。一年后，蒋介石回应中共第三次合作呼吁，派人来内地作试探性接触。
当代中国政治斗争，少不了反“藏独”和台独，收回港澳，统一台湾这几件大事。孝文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反“藏独”，利用拉玛才旦对堂兄作为的不耻，揭露了达赖贯于“欺骗”的嘴脸，这份来自达赖家族血缘内部的反击力量，比正式政治抨击和外交声明更有分量和有效⑨，新闻副题：达赖喇嘛的堂弟拉玛才旦，对他的堂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正题：追随达赖这人没意思。新华通讯社1995年8月24日长篇电文《李登辉其人》，从孝文化入手，分析了李登辉“媚外亲‘独’的思想根源”。《新民周刊》刊发长文，（肩题）福建永定楼下村 李氏宗亲愤怒斥责（正题）李登辉：你背弃了家乡，你是民族的罪人⑩，文章以“身为中华后裔，却在分裂祖国，实为不肖子孙”，用孝文化力量抨击了李登辉“两国论”；中国政府成功收回港澳，同样借用孝亲文化作了大量工作。董建华祖籍上海，其父与中国政府联系密切。董深受其父爱国思想影响。何厚铧之父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华人领袖，素有“澳门王”之称，深受中共影响，让董建华、何厚铧出任香港、澳门首任行政“特首”，中国政府是可以接受的。
孝文化对中国军事的辐射与渗透
孝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军事制度、军阀割据、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农民起义等诸多方面。
在军事制度上，战国实行军事联坐，借惩治亲人与同缭以威慑逃亡，联保联坐以保证军纪，惩办家庭以保证上阵齐心和稳定军心；东汉兵役制度主要特点就是出现了无限期职业兵，兵役可以传代或转让，多数“父死子继”，“亲族相承，视为同业”，士兵害怕牵连家人，一般不敢违背军纪；清末的“团练”大多乡里、亲故和同宗，其中奥妙正如其代表人物曾国藩所言：“平时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相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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