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星云大师把人生比作一条“路”，他说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发展；如果前途没有路，应该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而且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因此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生涯规划”。
本书将引领读者进入星云大师人生的各个队段，战乱逃难、亲人离散、生死边缘、出家苦行、初到台湾、弘法全球。百般心路历程，展现的是大师积极的人生观，以及解决种种困难的智慧。如果一个人能够从走路中体会佛法，然后在佛法的指引下，走出平安健康、走出自在解脱的人生，才是个有智慧的人，也才称得上是真正会“走路”的人。
大师的这本人生传记正在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会走路的人。
正文 一、人生路（1）
一、人生路
有人说：人生如梦幻，梦醒一场空；也有人说，人生如浮萍，漂泊不定，聚散无常。其实，人生好比一条“路”，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发展；如果前途没有路，应该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因此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生涯规划”。
我曾经把自己的一生规划为八个时期，以每十年为一时期，第一个十年是“成长时期”，第二个十年是“阅读时期”，第三个十年是“参学时期”，之后依次是“弘法时期”、“历史时期”、“哲学时期”、“伦理时期”、“佛学时期”。
我能到人间来，得感谢父母生养了我的身体，他们帮助我在世间成长；但是自己前世的福德因缘，让我今生能够依照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发展，更是值得庆幸。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苦恼的小孩，由于家里贫穷，出了母胎连母奶都不足饱腹，但是我天性容易满足。对于童年往事，现在已经不复记忆，只是偶尔听母亲叙说，我经常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分享给其他小孩子吃；其实家贫，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母亲的话只不过说明，我从小就有喜舍的性格罢了。
我还依稀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就和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也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这一切大概都是受外婆的影响。童年的我，经常跟着外婆进出“道场”。其实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宗、什么教、什么神，只记得大多数的道场里，都悬挂了“十殿阎罗”的图：一殿阎君秦广王萧，二殿阎君楚江王曹，三殿阎君宋帝王廉，四殿阎君五官王黄……当时在小小的心灵上，就刻印了“人不能做坏事”的观念，做了坏事，上刀山，下油锅，那是多么痛苦、可怕的罪业呀！
我虽然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读过什么书，但在童年时，就会背诵寺庙墙上所贴的《三世因果经》：“有食有穿为何因？前世茶饭施穷人；无食无穿为何因？前世不舍半分文。高楼大厦为何因？前世造庵起凉亭；福禄俱足为何因？前世施米寺庵前。相貌端严为何因？前世花果供佛前；相貌丑陋为何因？前世恶心嫉妒人。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诵经念佛人……”
正文 一、人生路（2）
我最感激的是，父母生养我，不但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我一个影响一生一世的性格。所谓“性格”，我生性勤劳，从小就喜欢帮助做家务，举凡扫地、洗碗、擦桌子，我都会主动去做。再者，就是我有一颗“仁慈”的心。
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一群蚂蚁被围困在路边的水塘中，我会替它们搭桥，让它们通过。幼小的昆虫，我也细心把它养大再放生。我喜欢养小鸡、小鸭，尤其喜爱养鸽子。记得有一次，为了一只鸽子飞失了没有回来，我最初急得饭都吃不下，最后竟至投河自尽。所幸我深谙水性，自己又浮了上来。但是这一切，都被大人责怪，认为简直是小孩子胡闹。
我对家中所养的小狗，每天只准喂食一餐，甚为不满，总想：人可以吃三餐，为什么狗只能吃一餐呢？家人说：只有给它吃晚餐，它才肯看家守夜。我无法认同这种说法，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偷偷把碗盛满了饭菜，再将狗引到僻远的地方让它吃，我宁可自己少吃，也要替狗加餐。
一只残缺的小鸡，破壳而出还不到十天，有一次被雨水淋湿了羽毛，我怕小鸡受寒，就把它摆在炉灶的入口，想借炉火帮它把羽毛烤干。哪知小鸡见了人，受到惊吓就往炉子里钻去。我一见大惊，赶快伸手把它从炉火里抢救出来。但是它的羽毛已被烧光，一只脚也烧掉了，甚至嘴巴因此缺了下喙。
被烧成这个样子，照说小鸡应该是必死无疑，但我想出种种方法照顾它。起初喂食很麻烦，因为小鸡只剩上喙，不能啄食，所以三餐我都用杯子盛满米谷喂它。如此养了一年多，小鸡不但没有夭折，反而大到可以下蛋，尽管所下的蛋小如鸽蛋，但总是活了下来。这件事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成就了一件大事业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对生命的爱护。
另外关于勤劳，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因为家里贫穷，看到父母为家庭日用艰难而辛苦，于是就有心想要帮忙。但是一个年幼的儿童，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到狗在路上屙屎，我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然后到路上捡“狗屎”，把它堆积在一起，几天后也能卖给人家当肥料，而能赚得几个铜板。
正文 一、人生路（3）
或者我常也在下午时分，出门捡拾路上的牛粪，然后学习大人的做法，把稻草剪碎，将牛粪及稻草用水和在一起，贴在墙上晒干后，一块牛粪几角钱卖给人当木炭烧，如此也能赚钱。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我的家乡扬州江都被战火摧毁，烧得只剩下一片瓦砾，到处都有铁钉，以及各种器皿损坏后的破铜烂铁。我把这些捡起来卖，虽然不值钱，但当时小小年纪，也觉得为数可观。甚至在桃李银杏出产季节，乡人吃过桃子、李子、杏子，里面的核到处乱丢，我也满街满巷地捡拾，累积起来也可以卖点小钱。
过去自己一直觉得很难为情，不敢把这些事告诉别人；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的，不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自己的信念。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
十岁以前的童年，我把它称之为“成长时期”；十岁以后，我就步入了读书学习的时期了。我在出家前的一两年中，断断续续也读过几年“私塾”。所谓“断断续续”，原因是我们每天读书要缴四个铜板，有钱的时候就带着四个铜板去读书，如果没有钱，当天就主动为自己放假。私塾的老师也习惯如此，学生来了，就教他一段四书，不来也不会责怪。
断断续续当中，也不知道自己能认得几个字，直到十二岁那年，我在师父志开上人的座下剃度出家。最初在南京栖霞佛学院读书，全班约有学生五十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许多，大部分在二十岁以上，只有我还在幼童之龄。同学当中，不要说青年，连少年都没有，我只有自惭形秽地混杂在那些大人学生之中。他们都曾经听讲过《成唯识论》《因明学》《般若心经》等，而我对这些经论，都如鸭子听雷，老师的语言，对我而言，只有声音，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何义。
所幸在私塾里认得几个字，这时总算能够派上用场，我经常到栖霞佛学院的图书馆，借几本文学书籍来阅读。我记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精忠岳传》。对于岳飞的“精忠报国”，以及他的兄弟们“英勇果敢”的表现，都让我产生非常强烈的尊敬与向往。
正文 一、人生路（4）
后来又接触《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常看得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废寝忘食。之后又阅读不少西洋文学，先后看过英国《莎士比亚全集》、印度泰戈尔的诗集、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以及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还有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等。
这时候感觉到知识无涯，慧海无边，每天虽然在丛林里过着专制、无理要求的生活，受着无情的打骂教育，但是我乐在阅读之中，其他一切也就不去计较了。
在那个时候，我爱看小说，终于慢慢被老师发现了，成为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一个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是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罢了！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嘲笑、歧视，我对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还是读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因为经论看不懂，只有阅读这些世间著作，能够增添我的知识见闻。
那个时候，因为阅读，我也渐渐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
对于《三国演义》，我则崇拜不已，尤其当中对于人物武功的铺陈，很有层次，例如“吕布战三英”，可以看出吕布的武功胜过关云长、张翼德；而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可见关云长的武功又是远远胜过一般的英雄武将。
对于《三国演义》中，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是一心辅佐刘备，令我最为钦佩。
我在栖霞佛学院读书的六七年当中，可以说都是被人歧视、打压。例如，有一次语文课中，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做“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在那种年龄，对于什么叫做“菩提”，什么叫做“般若”，我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议论？如何能畅所欲言呢？结果老师给我的批语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当时一看，还扬扬得意，以为老师写了诗句赞美我，后来经过别人说明，才知道老师是在嘲笑我。所谓“两只黄鹂鸣翠柳”，它在叫什么你知道吗？“一行白鹭上青天”，你又了解了什么呢？所以总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文章“不知所云”！
正文 一、人生路（5）
又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故乡”。这种浅显易懂的题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关，加上我读过一些文学小说，懂得怎么样形容故乡，所以就写道：“我的故乡有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桥，两岸翠绿的杨柳低垂。每当黄昏落日余晖下，农舍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老师又给我批语：“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这一看就很明白，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是我抄袭而来，不是自己所作。
写得好，是抄袭而来；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幸好我的性格善于转化，没有轻易被摧残、打倒，所以后来我一直主张，对青年学子要用爱的教育，要鼓励他上进。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师的一句话，一点鼓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可是对一位青年学子而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多么需要师长大人的鼓励啊！
不过，在我人生的学习之路上，也遇到过很多好的老师。十八岁我升学上焦山佛学院，有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薛剑园教授，为我们上文学课程，还有思想开放的圣璞法师，指导我们的国学。另外还有芝峰法师、大醒法师、圆湛法师、戒如学长、普莲学长，尤其在家的教授为数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经不复记忆了。
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师长，为我们教授数学、外文、生物学等，我一时只觉心开意解，世间学问向我蜂拥而来。我忽然思想大开，进步神速，所以就不断向江苏省镇江的各大报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诗，有散文，有语体文，不但皆被录取，后来他们竟然还要请我当副刊编辑。这对一个没有进过正式学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乐，也是最短暂的一段学习过程了。
二十岁那年冬天，我离开了焦山佛学院，就此结束了我十年的学习生涯，接着就迈入了我人生另一个十年的参学时期了。
离开焦山佛学院以后，我回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就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可惜因为时局动荡，国共战争开始，已经不容许自己有所作为了。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允许下，只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其他东西一概舍弃，赠送给同学智勇等亲友，我率领了七十余名的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台湾。
正文 一、人生路（6）
初到台湾，人地生疏，用“走投无路”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所幸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才得以留台。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挂单，才能免于流离失所之苦。在当时，即使穷途潦倒，我仍然坚守自己对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后曾经拜访过慈航法师，听过道源法师讲说《大乘起信论》，也曾和大醒法师长谈，并且帮他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乃至和东初法师讲说佛教的未来，同时帮他主编《人生杂志》。
我也曾经亲近过章嘉活佛，尤其印顺长老初到台湾时，驻锡在我教书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因此得以朝夕亲近请教。我对于长老治学的严谨，思想理路之通达，无限钦佩。
记得那个时候，承慈航法师送我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册，以及印顺法师的著作。另外，我也拥有《印光大师文钞》《虚云老和尚法汇》、圆瑛法师的著作，还有一套《胡适文存》，等等。我坐拥书城，面聆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这十年中，真是其乐无比。
我除了参学、教学以外，偶尔也在报章杂志写些护教的文章。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承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从台北亲临圆光寺给我指教；一封写给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觉生月刊》上写给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导致他把《觉生月刊》停刊，另创《菩提树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我感叹自己只是在佛教里生事，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贡献。所幸章嘉活佛护卫我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但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同时也不想连累容我挂单的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所以就设法到了山后交通不甚方便的宜兰，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在那里实践我对佛教新教团的设立，就类似太虚大师的“菩萨学处”。从此我告别了十年的参学期，开始迈入另一个以文学弘法的十年了。
正文 一、人生路（7）
我在宜兰，最初成立念佛会、歌咏队、学生会、文艺写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记在案的光华文理补习班，我创办幼儿园，也成立幼教师资训练班。我把宜兰市四十八个村，用佛教的义理，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净班、慈悲班……四十八个班，每班选出一个班长，有系统、有组织地弘扬佛法。
虽然一下子办了这么多活动，但我并不会太忙碌，因为歌咏队有杨勇溥老师帮我教授，太极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的熊养和老先生帮我指导。另外还有宜兰中学、兰阳女中的多位老师帮忙领导各种社团。
我在忙碌之余还能抽空撰写文章，我的《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兰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十大弟子传》，我都是用文学的笔调撰写，尤其《释迦牟尼佛传》，曾由“监察委员”游娟女士编成连续剧，在台视八点档期播出；也曾拍成电影，在金国戏院上映。《玉琳国师》更加发挥威力，曾被空军广播电台列为小说选播，也拍成电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编成电视剧《再世情缘》，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一个多月。
我在这个时候，鼓励慈庄、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除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务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众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说选集，如唱片的发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讲演之余，努力撰写文艺作品，尤其作了许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通过雷音寺歌咏队队员的演唱，甚至编成舞台剧，在台湾各地表演，一时造成轰动。但这也引起传统佛教人士对我的不满，认为我荒腔走板，怎么佛教还唱起歌来，真是大逆不道，这不是要灭亡佛教吗？
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唱歌而给唱完了，反而在几十年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主办的“人间音缘”，每年都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见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没有伤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进入佛教，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知识化，发挥很大的作用。
正文 一、人生路（8）
我在宜兰弘法十多年后，一九六四年时年三十八岁，先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接着购买了大树乡麻竹园五十多公顷的土地，就此开创佛光山，想为佛教创造历史，开创佛教的另一个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建设，初意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来基于发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办道以外，并且创办各种佛教事业，诸如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以及幼儿园、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初建佛光山时，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于是为佛光山订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养人才；二、以文化弘扬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会；四、以共修净化人心。
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确实奉行“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原则。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渐加以实现，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所谓“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四十到五十岁的十年之间，因为是佛光山开山初期，点点滴滴，只要是善举，我从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甚至后来相继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真的都是“以无为有”，正如《般若心经》所谓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为了“以教育培养人才”，我创办佛教学院，聘请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王淮、唐亦男老师等人，到佛学院教授《老子》《庄子》，启发同学的哲学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韩国的金知见，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请他们讲学。
另外，为了带动佛教文化，我经常“以文会友”。当时的文学家，如郭嗣汾、公孙嬿、朱桥、何凡、林海音、高阳、司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甚至刘枋女士还曾在佛光山长住过一段时间。
我对一些学术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陆续把藏经加以标点、分段、注解，重新编印成《佛光大藏经》，同时还邀请大陆学者王志远、赖永海、方立天、楼宇烈、王尧、杨曾文、王雷泉、陈兵、方广锠、程恭让等人，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正文 一、人生路（9）
我主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佛光学报》，后来又发行《普门学报》等。尽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为佛教推展文教事业，但是在佛光山开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领导人放话，扬言要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不准我兴办教育。其实，天主教、基督教在台湾创办了东海、辅仁、东吴等多所大学，佛教界也没有人要打倒它们，为什么我为佛教所办的一所小小佛学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当时我要召开“世界汉藏佛教会议”，因为我获选为“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义不容辞的正当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参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经常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情，想到可怜的佛教，就只剩这么一点生机在苟延残喘，难道我们不能爱惜它、维护它吗？
此外，佛光山开山数年之后，由于各种因缘推动，我分别在高雄、彰化、台北设立分院。虽然来自教界与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顺应时势的需要，不但没有被打压、阻碍，反而以创造历史的精神，后来陆续到美国创建西来寺、中美寺，到澳洲创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欧洲创建巴黎道场、德国禅净中心，到非洲创建南华寺，到马来西亚创建东禅寺等。我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订定“传统与现代融和”、“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作为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佛教发展的时代趋势，所以后来又成立国际佛光会，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个协会、分会，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时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岁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道场，创办佛教事业以外，这时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间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才想到“哲学的人生”，因此我对人间佛教开始做了一些规划，我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
首先为了让人间佛教有特殊的内涵，我不能不考虑哲学思想上的建立，所以历年来国际佛光会召开世界会员大会，每次我都发表一篇主题演说，例如，《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圆满与自在》《自然与生命》《公是与公非》《人间与生活》《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化世与益人》等，这些都是我在这十年期间所酝酿的思想。甚至对当代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学等，我都给予重新诠释。
正文 一、人生路（10）
为了诠释这些问题，我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或是召开座谈会，现在都已经结集出书。尤其我在《怎样做个佛光人》里，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先度生后度死、先生活后生死、先缩小后扩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佛光人“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佛光人“不以经忏为职业、不以游方为逍遥、不以自了为修行、不以无求为清高”；佛光人要“光荣归于佛陀、利益归于常住、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设立“参禅规约”，并且为建设人间佛教规划蓝图。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为发展蓝图；对社会，从个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区佛化，乃至以服务社会为工作的意义，都加以叙述、阐扬。
在此期间，我为了替人间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学提出来，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在戒学方面，我主张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诸佛化世的本源，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见。但是戒律要合乎时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当初佛陀也倡导“小小戒可舍”，现在的宪法都能顺应时代而改革，戒律也应该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发展而融通应变，但是在应世化俗之余，不可过分方便而流于庸俗化，因为戒律必定是维护僧团最重要的法宝。
在定学方面，我认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门。过去在台湾少有禅堂的设立，但现在佛光山在国内外的分别院，每家都设有禅堂和念佛堂。这也说明，佛光山虽然主张“八宗兼弘”，但重在“禅净双修”，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动。
在慧学方面，佛教是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学般若，讲究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讨。遗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视信仰，不太重视阅藏读经，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读书会，目前大概有两千个读书会，至少有数百万人在读书。不过，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学，大概还要看将来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正文 一、人生路（11）
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带来社会的公平，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所以，人间佛教希望大家讲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发扬人间的美德，散发人性的光辉，才能共创人间的净土。
对于人间佛教的弘扬，我除了著有《人间佛教系列》的各类书籍以外，在《人间佛教的戒定慧》里，更把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人间佛教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为了不把报恩的责任推给阿弥陀佛，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会”，把信徒定位为“佛教的老板”，并且订定各种功德主的福利办法，一方面替佛教报恩，同时也让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给他们的福利，让他们都能“往生”佛光净土。
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届花甲之年，跟随我的徒众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余人之多，我在退位时曾宣布，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我跟徒众的师徒关系没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爱的父母，他们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随我出家，其中多数都是经过父母培养，受过大专高等教育，至少也是高级中学毕业后，再经过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学学士了。
虽然我年幼离开故乡、亲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长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为了对所有徒众的父母表示尊敬，举办了“佛光亲属会”，让所有徒众的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团聚两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畅叙亲情，也让我有机会跟他们报告子弟出家后的前途希望。所以这时的思想，又转入到应该为人间的“伦理关系”有所建立的阶段。
正文 一、人生路（12）
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么多的“佛门亲家”，虽然一年只聚会一次，但是大家都为儿女能得到一个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场，感到欢喜、荣耀。有的上台讲演，表达他的欢喜，有的述说当初送子学道的心情。佛光山这许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负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学教书；有的从事文化事业，编辑报纸杂志；有的从事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继续各种研究……佛光山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的行政、社教、法务，都是由这一群人担当，所有的父母亲家，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来去旅行，到处为家。甚至佛光山还优待徒众父母，将来可以随子弟住进佛光山养老机构安养，或者百年之后，归葬佛光山万寿园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个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从一两个子弟之家，到几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乐，真是难以言说。
《梵网经》说，一切长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长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轻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诚哉斯言。当初我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写到佛陀为逝世的父亲担棺，为报答母亲之恩而亲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甚至为迦旃延的弟子均头沙弥，铺设床位，让他在自己的房中暂住。佛陀对尊师重道、孝养慈亲，以及爱护后学，树立了典范，谁说佛门不重视伦理呢？
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意味着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遗世独立，所以我倡导寺院道场为“四众共有”，我倡导各种不同种族要“同体共生”，我鼓励佛光山的儿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时，回俗家省亲祝寿。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护，就如儒家的《礼运大同篇》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动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业以外，对于人一生的完成，养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别给予关注。
人的一生，其实只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时候固然要死得无牵无挂，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时候，更要活得无忧无虑，活得平安快乐。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不断、“恐怖分子”猖獗，扰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发挥人性的慈悲、无私，还要讲究缘起性空、六度四摄、因果报应等，这些佛教的教义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无形力量。
我认为世界和平的促进，宗教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贡献。
正文 一、人生路（13）
我一生倡导“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于“宗教融和”。为了结合宗教力量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多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对谈、交流。久远的不谈，就拿近几年来说，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前往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誉为“世纪性的宗教对谈”。
一九九八年，我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弘法，同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为中国佛教与马来西亚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页。
二 一年，我在澳洲与卧龙岗市长GeorgeHarrison，及英国国教卧龙岗地区的主教BishopPipen，针对宗教与文化交流，彼此交换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针对“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我也应邀与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对话”。
二 三年，我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Claudio，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宗教对话”。
此外，美国西来寺于一九八八年落成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与相距五分钟路程的摩门教会保持友好关系。西来寺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愿法会，邀请各宗教领袖以各自独特的宗教仪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还为北港妈祖宫撰写《妈祖纪念歌》，我认为宗教之间应该要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体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对于宗教之间的往来，我主张：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义各有所宗，应该各自发挥；教徒之间则可以彼此沟通往来。
由于我经常与各宗教之间保持密切的互动，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例如，我与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罗光总主教、丁松筠神甫等，都成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办的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台湾辅仁大学、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先后颁赠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等。
其实说来惭愧，由于自己从小基本教育没有打好基础，虽然在佛门里有禅、净、律各宗的参学，称得上资历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来也有一些起伏，崎岖不平，变化莫测，很多难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随顺因缘所转了。
正文 一、人生路（14）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时间，虽然也有一些为教为众的理念，但由于自己没有“学有专精”，对佛教纵有些许的贡献，也不值得自我夸耀。尤其过去为了弘扬人间佛教，所写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虽然已如预期，发挥了接引社会人士普遍认识佛教的功能，可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直到七十岁古稀之龄后，我发现自己的佛学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 一年发行《普门学报》，一方面提供学者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希望进一步提升佛教义理研究，为人间佛教建立思想体系，同时我也亲自为学报撰写论文。
近十年来，我在《普门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性刍议》《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论大小乘佛教融和的开展》《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诠释三皈》《五戒及生权的内容》《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人间佛教的蓝图》《比丘尼僧团的发展》《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佛教与花的因缘》《佛教与自然生态》《佛教丛林语言规范》《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人间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对佛教的学术问题有所留意。不过在此之前数十年，因为出身在临济宗门下，对禅门的思想、语录，我一直喜爱撰文，对净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参加过的佛七不下数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过去青少年时期，在佛教学院所受的课程，大都是唯识学的经论，现在也不禁在心头慢慢明亮起来。虽然我的心中还是喜欢般若空性、缘起中道，不过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总是为各种众生所喜爱，所以我对于佛学的基本信念，并不喜欢分宗立派，分别你我，造成宗派之间的相互对立。
我尤其不希望学者们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这是自相残害，对佛教并无益处。我主张佛教的“圣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罢了，但不可以用此经论，打倒彼学说，用彼学说，打倒此经论，这样只会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丝毫无助于佛心证道。
因此，我认为佛学是一大总相法门，佛教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就等于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虽然遥远，只要我们树立生命的指针，假以时日，必定都能同证佛道，圆满菩提，这才是人生道路的终究归处。
正文 二、生死边缘（1）
二、生死边缘
我出生在国民军北阀的一九二七年，当时军阀孙传芳担任八省联军总司令，反抗国民政府。有一天，他的部队在我家门口枪决一名民众。就在这个时候，我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我出生时，根据母亲说，我的脸半边是红色，半边是白色，她认为自己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我。后来经过一段时日，我才逐渐恢复得和一般正常婴儿一样。
我从小家庭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普通平民，介乎农、工、商之间。父母生养了四个儿女，我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犹记得八岁那年，正当岁末冬残，年关将近的时候，家人都出外张罗年货，准备要过新年了，家中只留下十三岁的哥哥和我。这一天，大哥李国华兴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告诉我河水都结冰了，他刚刚才从上面走了一趟回来。我一听，好奇心驱使，就说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当我走出家门后，大哥就把门关上，并且上了门闩，大概是想让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时候吧！我一个人来到冰河上，兴高采烈地走着，忽然见到远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鸭蛋，心中不禁暗暗窃喜：鸭子在冰上生蛋，没有人发现，我可以去拿。
于是我一步步地走向“鸭蛋”。岂知这时突然“轰隆”一声，整片冰应声碎裂，我就这样掉进了冰窟里。原来所谓的“鸭蛋”，其实是冰将破裂时的冰印，因为状似蛋形，所以让我误以为是鸭蛋。
生长在寒带地区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一旦不慎掉进冰窟里，即使旁边有人，也很难救援，因为上有厚冰覆盖，必须把冰块打破，才能下水救人。通常经过一番周折以后，人在里面早已冻死，何况在我掉入冰窟时，四周并无一人。
我在冰窟里究竟挣扎多久，已经不复记忆！只记得我回到家门口敲门时，全身衣服上都是碎冰。大哥开门一看，整个人都吓呆了。事后家人怎么样也想不到，在这样的遭遇下，我竟然还能捡回一条小命。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正文 二、生死边缘（2）
其实我这一生，类似这样走过“生死边缘”的经验，不止十次、八次以上。由于我自幼经常跟随外婆进出佛堂，四五岁时就懂得茹素，也会背诵《般若心经》，因此一生对佛教的信心，反而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遭遇中，更加长养，更加坚定不移。
经过了第一次的死里逃生，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记得那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大雪飘飘的日子，日军攻进南京城，当时十岁的我，身上扛了一条被单，跟着一帮民众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一路向北方走，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火光冲天，真是烧红了半边天。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日军正式展开大屠杀的时刻。
记忆中，我们先在兴化县一个车棚里住宿，后来又在村子里一间神庙安身。不多日，整个江苏就全部沦陷了。逃难中，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不但从日军刺刀下逃过一劫，也曾经泡在江水中，所幸靠着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再度逃到兴化与我们会合。
大概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全部占领了江苏，外婆挂念家产，要回故居一看。不知死活轻重的我，也吵着要跟外婆一起回家。外婆一向疼我，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又花了两天的时间，步行到江都。这时候江都的小镇已完全被战火摧毁，几成一片瓦砾废墟。外婆的家比较有规模，倒塌的瓦砾中，余烟还在袅袅上升，我家的四间草屋，也都成为一堆灰烬。
正当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凭吊时，外婆看着烧毁的房子，舍不得一生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因此在瓦砾堆里翻弄，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烧完的破铜烂铁。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被日军看到，马上就将外婆带走了。我一路哭喊着在后面跟随。不知走了多远，日军用刺刀拦住我，不准我前进，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开，之后也不知外婆被带往何方。
后来，听说年过六十的外婆被日军带到营房里当伙夫。因为当时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杀光，日军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幸免于难。我和外婆分开之后，独自留在小镇上，举目所见，尸骨遍野，有的尸体漂在河流之中，头下脚上；也有的陈尸路边，只剩下手脚，内脏已被饥饿的野狗饱餐充饥。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只只看起来都是一脸凶相，甚至当我回到家中，我家的狗看到我，两只眼睛也是露出红色的光，凶恶的眼神令人恐惧。不过由于过去我对它们一直爱护有加，因此它们看到我，还是表现得十分亲热。
正文 二、生死边缘（3）
人的求生潜能是无限的。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幼童，与外婆分散之后，四顾茫茫，不知道回头路途如何走法，前进也没有方向。这时候，偶尔远远看到日军，我就急忙朝死人堆里一躲，装着我也是死尸之一。因为时值岁末，天寒地冻，大地已成为一个大冰柜，所以尸体虽多，却未曾腐烂，除了血迹斑斑以外，整个人体僵硬完好。我躺在死人堆中，几次听着日军的军靴踢踏踢踏走过，侥幸未被发现，让我从“生死边缘”中，第一次深刻体悟到生命的无常与恐怖。
后来，外婆从日军的伙夫房里偷偷逃了出来，竟然又找到了我，我们祖孙得以再见。外婆于是又带着我，一路躲躲藏藏，我们又逃到兴化，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就这样我在兴化居住两个多月，从此再也不敢吵着要回家了。
在日军攻占南京的时候，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实施所谓“三光”政策，也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所以从南京到江都，一路上所见到的景象，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工作的父亲，想是在逃难回家的途中，不幸死于战乱，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面。直到十八岁那年，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有一堂作文课，我写下了《一封无法投递的信》，表示我对父亲的哀悼，用以追忆。
回顾历史，当年日军攻占南京，造成“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惨剧，日本士兵泯灭人性，固然令人发指，其实中国的军队派系之多，彼此倾轧，互不团结，尤其守军将领唐生智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完全没有大将应变的智慧与能力。当日军兵临城下时，他第一个弃城逃走；在此之前，他把南京通往长江以北的一切船只，完全封锁，所以在日军进城以后，军民过江不易，致使数十万军民惨死在石头城下，或扬子江边，伤亡之惨重，令人不敢回想。
一年多以后，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和母亲从江都出发，沿途寻找失去音讯的父亲。其时京沪路上一片萧条，人烟稀少，到处都有日军站岗，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在肩膀上挂着一个“红太阳”的臂章，日军大都放行。
正文 二、生死边缘（4）
我在寻父的途中，路经栖霞山寺，虽然当时年幼无知，也感觉到前途茫茫。不过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缘吧，由于战争，反而成就我在栖霞山剃发出家。回忆从抗战开始到我出家，一年多的岁月里，游击队和日军不断在家乡的小镇上，进行拉锯战。白天日军扫荡，夜间游击队反攻。那个时候，儿童并不知道枪炮子弹的凶残，经常在战争过后，争相跑到刚才作战的区域，以数死尸为乐，看谁数得最多，谁就是赢家。后来出家为僧，回想起那一段在“生死边缘”游走的日子，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打发过去的。
只是，日子虽然走过来了，但苦难并没有完全过去。就在出家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十七岁那年，我忽然染上疟疾。记得那时正值秋天，一般叫做“秋老虎”。根据老一辈的说法，在秋天染上疟疾，存活的机会很少。我自己也抱着等死的心情，其实应该说死活都没有想，因为觉得在十七年的岁月中，人生并没有什么享受与快乐，所以不觉得活着很好，也不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在那个年代里，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丛林里，如果一个人死了，也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死亡证明都不必开立，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场火化。大众要到早晚课时，发现灵前多了一个牌位，程序多了一个灵前回向，才知道又有一个人死了。
染患疟疾最明显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热。当我在病榻上寒热交加的时候，恩师志开上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得知我已卧病半个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来半碗咸菜。大概因为无盐无油，最适合病患食用，所以后来我竟然不药而愈。回想当时接到半碗咸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自从出家以来，从未受过别人的关爱，因此虽然只是半碗咸菜，但我内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动，觉得我的师父真好。同时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心中默默发愿：将来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报师恩。
翌年，我升学到镇江焦山佛学院，那是全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一般学生很难考进。在焦山佛学院三年的时间里，记忆最深刻的是，二十岁那年，我全身皮肤生脓，长出一颗颗的“脓疮”。因为步行艰难，有一天同学们都去过堂用午斋，我一个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顾学院。忽然一对年轻的夫妇看到我，好奇地走过来问我：“你今年几岁了？”经他这一问，我忽然想起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刚好二十岁。”问者可能没有听出我话中的意义，他把我的话当成“我今年二十岁”。
正文 二、生死边缘（5）
在我全身长满脓疮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会罹患这样的恶疾呢？记得当时全身的皮肤溃烂流脓，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个粘贴在皮肤上。每回要把衣服脱下来换洗，就像脱了一层皮一样，血肉模糊，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惊人。
当时我阅读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达国师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疮”，也就是伤口像人面一样，甚至还有嘴巴，必须喂以饮食，才能抑止疼痛。后来遇到一位圣僧，告诉他这是业障所致，不是肉体之病。悟达国师经圣僧指点，以水洗涤，消除罪业。后来为了启示后人，悟达国师因此作了《慈悲三昧水忏》，流传至今。
在那个青涩的年岁里，我想起了悟达国师的故事，只有虔诚皈依观世音菩萨，礼拜忏悔。当时也没有人谈到这种病可以医治，但记不清是如何获得同学给我一粒“消治脓”的药，吃下去后隔天立刻消肿，不数日也就完全康复了。
后来根据别人的说法，这是因为在抗战期间，死人的尸体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饮用之后，瘴毒积在体内，经过一段时间，瘴疠之气发作，所以产生的怪病。别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听之，因为能够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万分庆幸，感谢佛恩，因此更加坚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议”。
一九四八年，我时年二十一岁，应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觉寺边上一间国民小学担任校长。说来惭愧，我一生不但从未进过小学，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承蒙宜兴教育局委任我当校长，大概因为乡村人才难找，他们听说我从南京回来，以为我必然见过世面，学有专长。其实我毫无经验，不过为了振兴佛教，在我的生涯规划里，早就希望为佛教开办一间农场，兴设一所国民义务学校。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这个机会，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时我也相信“做中学”，自觉能力应该可以胜任。
可惜，当时国共战争又起，经常在学校里上课，听到“砰”一声枪响，知道附近又枪杀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经常听到狗吠，都让人胆战心惊。
正文 二、生死边缘（6）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部队毫无军纪，我不知道是哪个营队，只要他们从寺里经过，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飞，其他能顺手带走的东西，也都被那些穷苦的军人搜刮一空。
终于有一天，记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里被人叫醒，睁开双眼一看，几十个武装军士用长枪短枪对着我，喝令道：“不要动！”我当时并不害怕，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军队。正当我还在纳闷时，不由分说地已被五花大绑，强带着跟他们在黑夜里穿过田野，越过荒原。大约一小时后，我被带到一所空屋，里面早已捆绑了数十人。我一到达，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样子，大吼一声：“把他吊起来！”所谓吊起来，就是用绳子扣着两手的大拇指，悬空垂挂在那里。
我当时一听，心想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随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边耳语两句，他马上说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绑在一旁。于是我就待在这间空屋子里，看到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带出去，不多久就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了回来。
这时候我想到佛教说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就这样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绳索捆绑着带出空屋，也不知道将会被带往何处。只见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家如临大敌一般。我心想，这必定是要把我绑赴刑场，应该是要被枪决了。
一个人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这种经历。当时我并不畏惧，只是感到万分遗憾，心想：我才二十二岁，到这个世间上来，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这样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师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枪决了，母亲也不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只能活到二十二岁！人生真像水泡一样，“啵”一声，水泡破灭了，世间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样想着想着，已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刑具，包括老虎凳、铁钳子、铁链、三角带、狼牙棒、木棍等。我以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没有在刑场上被枪毙，也是活罪难逃，最后也会跟其他难友一样，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回去。
正文 二、生死边缘（7）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当场释放了我。我记得当天由师兄带我回寺，途中所经的道路虽然屈曲，但还算平坦，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使唤，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样地回到寺中。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只是经过十多天的关闭，两只脚已经不善于步行了。
我在宜兴的那段岁月，被关了十多天的土牢，竟连对方是什么党、什么部队都没有搞清楚。这时我思忖着，虽然又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但是当地的治安如此恶化，实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别师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华藏寺监院，再任住持。但因时局实在动荡，尤其徐蚌会战，国民党失败，南京已经陷入一片纷乱。在京沪的路途上，逃亡的难民之多，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搭交通工具，有的抱着火车头，有的人盘踞在火车上，一脚在车内，一脚在车外。路边的死尸随处可见。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发愿集合同道，希望组织“僧侣救护队”，救伤恤亡。
然而，“僧侣救护队”岂是民间之力所能组成？只有寄望公家机关能够成全。那时我指望“僧侣救护队”能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唯一可去的，就是台湾。所以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领导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达了事前茫无所知的台湾。只是从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行走在“生死边缘”的险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来到台湾，但是没有入台证，幸经前“内政部长”吴伯雄先生的尊翁，时任“警民协会”会长的吴鸿麟老先生出面为我作保，我才得以获准留台。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听信广播，说大陆派遣五百位僧侣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因此我和来自大陆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红皂白被分别关在台北、桃园等地。
其中，慈航法师被关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师等一行十余人，被关进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有一天，忽然传来命令，将我们绑起来拉去游街。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一所警察局，里面一人见状，大骂一声：“谁叫你们把这些和尚带来的，赶快带回去！”于是我们又被带回仓库，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
正文 二、生死边缘（8）
最后幸经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曾任“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先生的父亲吴经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员”董正之先生、“监察委员”丁俊生先生等人营救，才把我们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经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侥幸获释，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体无完肤了。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也没有受到刑罚，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殊为可惜。
其实也难怪，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为时不久，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误解。事实上，“二二八”的悲剧，是民族的不幸，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今日评论“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坦白说也并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抢救僧宝”的口号，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我也感恩图报，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只是我在台湾，还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请到台中编《觉群周报》，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我从中坜到台中，只编了一期，听说警察要逮捕我，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后，台湾的“警备总部”经常有人密告我，有时说我偷听大陆广播，有时说我晚间换装出外和人聚会。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使用过收音机，哪里会收听广播？我平时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习惯于在世俗的场合里聚会。甚至佛光山开山以后，也有人检举我藏有两百支长枪。事实上佛光山至今两百支棍棒都没有，哪里有两百支长枪呢？
曾经有一次，我在宜兰欢迎章嘉活佛到访，致辞时我说：“欢迎我们的领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员竟然说我要造反，要拥护章嘉活佛当领袖。根据台湾南区“警备总部”常持司令说，我遭人检举的密函，在他那里少说有一二尺高，可见我被人诬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说我走在“生死边缘”上，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归来。
虽然我自身的安危难保，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先生，服务于电力公司，被冤屈为“匪谍”，我为了保证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陈秀平先生帮我在台北创建智光中学，并且担任校长。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诬指为“匪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有时一问就是一整夜，有时半天，甚至一连几天地疲劳审讯，并且还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后也在我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获得昭雪。
正文 二、生死边缘（9）
我初到台湾那几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挂单在圆光寺时，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然后拉着手拉车到中坜镇上，六时抵达市场，唤醒卖菜的小贩，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来回总得五六小时。
为了争取时间，我也学会骑脚踏车，有时购买的东西不多，我就骑脚踏车就近到“大仑”的小街上购买。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样，我骑着脚踏车准备上街。当车行在羊肠小道上，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我一急，大喊一声：“让开！”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
由于我掉下去的时候，头先着地，而且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块大石头，所以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心想：这下子我必死无疑！
不知经过多久，我坐了起来，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后的世界，怎么也和人间差不多！你看，黄土地上，石子累累；沟渠岸边，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远的地方，已经摔得支离破碎的脚踏车，轮胎、零件散落一地。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发现原来我并没死，还活在人间。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连头上撞击的地方，也是毫发无伤，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没有摔死，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我想把它当成废铁出售，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平时都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我被脚踏车所骑；人骑车，车骑人，偶尔转换一下立场，倒也公平。”
这一次从“死亡边缘”回来，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样，侥幸自己又捡回一命，所以我在圆光寺居住一年有余，每天为常住拉车购物，扫除四周落叶，供应六百桶井水。劳动之余，偶尔抽空写些短文，投稿给台北的报章杂志，一经获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费，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励。
在这个时期里，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个妄念，认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痨”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萦绕，身心饱受煎熬。原因是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说，一个人如果过度辛苦劳累，营养不足时，很容易罹患肺痨。
正文 二、生死边缘（10）
或许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谓“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圆光寺的这段时光里，一面为常住劳动服务，一面忧虑着自己的肺痨。有时候我也想，自己身强体壮，应该不会有肺痨才对！但是肺痨的阴影，仍然盘旋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直到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正是番茄盛产季节，有人说，吃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听，太好了！那时候自己虽是一介贫僧，但买番茄的能力还有，所以一口气买了一抽屉的番茄，有时间就吃。一段时间后，我心想：吃了那么多的番茄，肺病应该好了吧！
实际上，我并没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过我吃了番茄，心理健康了，身体也跟着健康起来。所以我感觉，世上有许多人“庸人自扰”，自己疑虑得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人要自我调整思想，自我改正观念，才有得救的希望。
我对佛教的传播，一向热心于文化、教育。一九五二年，为了编辑《人生杂志》，我曾在台北善导寺纳骨堂骨灰龛下的橱子里，挂单数月之久。期间遭逢花莲大地震，那时寺中重重叠叠直摆放到屋顶的骨灰坛，几乎全被震下，我担心压到我身上，还跟那些灵骨开玩笑说：“拜托，不能压伤我！”
地震过后，花莲市区死伤惨重，我虽然无力无钱，但是仍用《人生杂志》的名义，四处奔波，为花莲灾区里那些活在“生死边缘”的灾民，聊尽绵薄之力。
佛教讲“世事无常”，世间众生有谁能不在“生死边缘”上受着威胁呢？记得那是一九五五年，我率领宜兰二十几位青年信徒，为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展开为期四十四天的环岛宣传布教活动。一路从台北，经花莲、台东而到屏东。就在台东到屏东的碎石公路上，我怕最宝贵的一台录音机受不了石子路的颠簸而受损，就把这个重二十公斤以上的东西放在腿上，抱在怀中。
当经过五六小时的路程，车抵屏东后，在一间寺院挂单、礼佛时，我感到双腿疼痛，曲伸困难。原以为是一路上受到录音机压迫的结果，心想一段时间以后疼痛应该就会过去。哪知回到宜兰，在一个小讲堂的阁楼上，一躺就是一月余，疼痛不已，寸步难行，不得已，只有延医治疗。医生诊断的结果，说我得了急性关节炎，双腿必须立刻截肢，否则会蔓延，不但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正文 二、生死边缘（11）
一旁的信徒听了，无不惊惶失色。但是我却不自觉地生起一个欢喜的念头，觉得双腿锯断也很好，从此我就可以不必到处辛苦地奔波劳动，行脚弘法，而能安住一处，好好地著书立说，可能对我未来的生命，更有意义。
不过，锯断双腿，总是兹事体大，我也没有全然听信医生的建议。就这样经过一段时日后，疼痛慢慢消除，只是长坐、跪拜时，双膝稍感不便。医生嘱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现在，即使再怎么炎热的夏天，我都穿着卫生裤，以免吹到电风扇或冷气时，让关节炎复发。
数年后，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数十年来，除了血管硬化、筋脉老化以外，丝毫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响。不过因为自己这一生，经常在生死危难的边缘走过，因此对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热爱。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来顺受，不要计较，不要执著，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只要你懂得转个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关节炎”的事件以后，应该是五十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在荣民总医院做身体检查。当时因为创建佛光山的关系，小有名气，承蒙荣民总医院各科主任医师对我特别厚待。经过两天检查后，一位主任级医师为我做检查结果说明。看他似乎很为难，几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难启口的样子，我立刻告诉他：“检查结果如何，直说无妨！”
医生反问我：“你曾经跌过跤吗？”当时五十岁的我，自信身体健壮如牛，怎么会跌跤呢？因此很肯定地回答说：“没有。”
医师又问：“出家人怕死吗？”这就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了。因为如果我说“不怕死”，感觉太过矫情，蝼蚁尚且贪生，人怎么会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只怕医生要笑我是个没有修行的出家人。我只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为疼痛有极限，超过能忍受的极限，疼痛的反应会喊叫，会呻吟，那时可就英雄变狗熊了。”
听了我的这番话，医生这才直接告诉我：“你的背上有一个黑点，经过切片检查，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不过请你明天再来复检一次。”我说：“不行，明天我要到宜兰，为一位圆寂的老比丘尼达德法师举火荼毗。”他说：“后天也没有关系。”我说：“也不行，后天我要到高雄，有个会议要开。”
正文 二、生死边缘（12）
医生苦笑着对我说：“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视呀！”我只有谢谢医生，说：“我会再来。”
从荣民总医院回到台北普门寺，徒弟们关心，问我检查结果如何。我幽默地告诉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切片”，我说：“就是从身上割下一块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听，急忙再问：“切的是哪一块肉？”其实这是一句玩笑的话，所谓“切片”检查者，就是从身上采取一些组织，抹在玻璃片上，以显微镜观察，以此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哪里是把肉切成一片片？只是由此可以得见，当时一般人对医学名词的无知，对医疗常识的见解是如何肤浅了。
经过两个月后，我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门寺，徒众告诉我，荣民总医院来了几次电话，一直催我复检。我这时突然想到，医生曾经问我是否跌过跤。我惊觉到，几个月前台风过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宝殿前的一棵大树，我爬到栏杆上，想把树干扶正，一个不慎，整个人往后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这大概就是背后出现淤血、黑点的原因。
于是我马上赶到荣民总医院，把这个发现告诉医生。医生也如释重负般“哦”了一声，说：“原来如此！”同时不禁为我欢喜。
这段过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从“生死边缘”再次安然历劫归来一样。直到一九九五年，国际佛光会理监事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那天晚上，我忽然感到心脏一阵阵地刺痛，整夜难以入眠。当时以为是晚餐吃多了奶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过回台后，我还是随即到荣民总医院看诊。结果经心脏科专家江志桓医师做“心导管”检查后，他说我罹患了心肌梗死，需要开刀。
承蒙时任副院长，并曾担任两位“蒋总统”御医的姜必宁医师为我成立了一个心脏手术的小组，要我选择一个主刀的医师，进行“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我选择了相当年轻，曾在南非开普敦接受心脏开刀训练的张燕医师为我主刀。当时我并不认识张燕医师，但是我知道，在那个心脏手术还不普遍的时候，必须找一位经验丰富，年纪又轻的医师，比较能接受挑战。
正文 二、生死边缘（13）
后来，张燕医师升任台中“荣民总医院”心脏科主任，我们成为互动良好的朋友。他曾随我到过加拿大的落基山脉，也到过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历史。回想当年他在开刀房为我进行八小时的手术，事后他很自豪地对我的弟子说：“你们关心你们的师父，但是只有我看过你们师父的心是什么样子！”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说：“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我以疾病的因缘，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后，他们邀请我担任“台湾心脏协会”的理事，我欣然应命，至今一直以参加此会为荣。
最近，我又再次于“生死边缘”走了一回。那是二 六年，为了日内瓦佛光山会议中心落成，我前往欧洲，在瑞士一个小山区住宿时，忽然中风。所幸只是造成轻微的手臂动弹不得，但我仍带着衰残老迈的身躯，主持巴黎道场的破土典礼，以及日内瓦会议中心落成开幕。在会中，我请海峡两岸的大使欢聚一堂，握手言欢，自觉得意。
我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边缘”来回无数次，也曾为别人的生死做过一些服务。例如，曾经照顾过一位第三期肺痨的同道，直到痊愈；也曾为往生的老僧担负棺木，送至火葬场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战后期，不少难民纷纷逃亡，我曾献金购船，帮助难民逃离战火。后来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难民，都成为我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被关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为他们说法。乃至香港赤柱监狱，一些被判终身监禁的死刑犯，我曾与他们做过“生死边缘”的谈话。也曾在台湾的土城监狱，聆听一些垂死囚犯的心声。我觉得一个人纵使犯法判刑，也要用爱去教育他们，例如苏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从死亡边缘又被救了回来。我曾在土城监狱和他们面对面讲说生死，讲说因果，讲说冤屈，讲说缘起缘灭。
其实，人生本来就一直在“因缘果报”里流转，也在“死亡边缘”接受考验。有信心的人，无论生死危亡，一切尽付笑谈之中。实在说，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于人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就是这么简单。因此，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时钟一样，轮转不息。死亡，并没有边际；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间，如此而已。
正文 三、关键时刻（1）
三、关键时刻
人生走过数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头一想，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功过成败，总有一些“关键时刻”。别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须经过自我的客观检讨，才能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
我出生在江苏扬州，故乡江都是一个经济落后，教育不兴，民风淳朴的乡村小镇。我的成长背景，既没有显赫的门第庇荫，也没有风光的亲戚助威，加上从小没有上过正式学堂，更无师友同学扶持。
所幸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机缘，便在宜兴大觉寺出家，接着在南京栖霞佛学院接受教育，从此得以在大冶洪炉的丛林寺院里学习、成长，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说起我的出家因缘，记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一路长驱直下，经过上海会战，很快就在同年年底攻陷南京，并且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我的父亲外出经商，在这场劫难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只是当时父亲没有了音讯，于是我便跟随母亲外出寻父。
我与母亲走遍京沪一带，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就在失望之余，途经栖霞山，看到一支军队正在出操训练。我一时好奇，停下来观看。突然，身边站着的一位寺院的知客师，不经意地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
由于我从小受到外婆的影响，早有信佛、拜佛的习惯，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仪庄严，总是心生羡慕，所以潜在意识里听到“出家”两个字，也来不及思索就回答说：“要啊！”
大约经过一小时，当我还在兴致勃勃、专心一意地看着军队操练之际，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当家师父找你！”
在当时那样一个“人生地疏”的情况下，忽然说有人找我，这真是个奇迹。不过我与母亲还是随着那个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请母亲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暂等，我便一个人跟着那个人走进了栖霞山寺里。
进入山门后，转了两个弯，来到一幢小楼上。只见屋内清净庄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觉就像进入皇宫一样。这时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约三十岁的法师，对着我点头微笑，然后叫我在他面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一连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今年几岁？”
正文 三、关键时刻（2）
我一时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害羞，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于是他递给我一张纸，叫我把名字写在上面。我吓了一跳，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又问我：“你哪里人？”我写上“江苏”，他说应该写“江都”才对。其实说来惭愧，当时我连“江苏”、“江都”都分不清楚。
这时，师父又说：“听说你要出家，我是这里的当家师，你就跟我出家好吗？”我看他慈悲善良，当即说“好”。
答应之后，他说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我说：“我母亲就在外面。”他要我前去请问母亲，如果获得首肯，就把母亲请来和他见面。
我找到母亲，跟她说我要在这里出家了！母亲即刻回答：“不可以！”她说：“我回去之后怎么向亲人交代，怎么跟邻居说明！”
我一听，眼泪随即流了下来，我说：“我已经承诺人家，没有办法反悔了！”
伟大的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说：“没有关系，我去替你回绝当家师！”
我说：“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绝不行！因为我也已经决定要出家了！”
于是，我把母亲带到师父面前。依稀记得，当时师父好像跟母亲说，将来他会怎么样栽培我，我的未来会如何成长、如何有前途……说得母亲也动了心，于是同意让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一日，我就这样剃度出家了。
出家后才知道师父的法号叫“志开上人”，他是栖霞山寺掌有实权的监院。照讲，栖霞山是十方丛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纳众，为人剃度。但是家师告诉我，在栖霞山寺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当时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只记得出家当天，来了很多大和尚，都是人高马大，身相庄严。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着笑容，他代替师父为我提取法名“悟彻”，外号叫“今觉”。
正文 三、关键时刻（3）
出家后，第一个让师父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全栖霞山寺有数百名僧侣，但没有一个是十几岁小孩。虽然寺里有一所栖霞律学院，但都是二十岁以上受过戒的比丘。另外还有一间禅堂，更清一色都是青壮年的老参。
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里呢？这一点困难当然难不倒精明能干的师父，他让我把母亲送走之后，即刻安排我住进客堂边的一间小净室里，并且找了一位书记大实法师，叫我跟随他念“禅门课诵”，学习“五堂功课”。
母亲和我离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虽然我从小跟随外婆长大，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尽管如此，母子分离，还是难免会伤心、难过。只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来，就在此“出家”一举，我也只有义无反顾了。
母亲走后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净室里，听到外面传来高亢的吼叫声，夹杂着棍棒击打的声音，很是讶异，就偷偷地从门缝里往外观看。只见之前问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弥光法师，正拿着一根门闩，死命地打着一位跪在地上、负责照顾大雄宝殿的香灯师，甚至还用脚踢他。因为打的力道很大，门闩都给打断了，碎裂的木屑四处飞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怜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饶。原来他在大雄宝殿里私自化缘，接受信徒的五块钱供养，因此受到严厉惩戒。当时我并未心生胆怯，只感到这也是对我的当头一棒，我知道做一个出家人，不应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缘，所以后来佛光山的建设，点滴归公，从来没有人敢私自化缘。
到了第二天，我想师父也感觉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整天把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总不是办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栖霞律学院，和那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学长同住、同学，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将近十年苦难的丛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栖霞律学院就读，六年后升学到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也就是我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离开焦山回到祖庭大觉寺。在大觉寺期间，我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寺庙监院、杂志主编，后来还到南京担任华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岁那年，我率领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正文 三、关键时刻（4）
当时我刚接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同学智勇法师自告奋勇，要组织六百人的僧侣救护队。因为当时各地战俘、伤兵众多，死难的军民亟需救助。初时我并未动心想要参与，但在筹备两个月后，他们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组织僧侣救护队前往台湾了。
我一生最不喜欢人“退票”，因此就说：“你们不去，我去！”智勇法师欣然同意。我即刻请人从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时的路程到栖霞山寺，禀告当时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开上人，说我有意到台湾。师父即刻赞成，并且叫来人带回十二块银元，以壮成行之志。
这时由智勇、惟春等同学所倡导的僧侣救护队，已经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队。所以我临时又再募集了大约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达台湾后，人数实在太少，既不成团，也不成队，同时也没有团体愿意收留我们。经过几天的投石问路，因缘实在不具，因此僧侣救护队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了。
正当这个时候，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过劫难，并在台湾居住下来。
期间，香港的师友虽然也济助旅费，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带钱到台湾的人没有找到我，因为当时我被政府拘留。等我获释出来之后，他已经回到香港，彼此缘悭一面，让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当时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信徒，辗转来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马来西亚的佛教会，也希望有布教师前往弘法。但我都因为旅费无着，同时也自感语言不足，所以不敢贸然前往，于是我就这样安分守己地在台湾住了下来。
最初我住在中坜圆光寺，后来挂单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分别主编《人生杂志》，以及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余暇时间就撰写《玉琳国师》《无声息的歌唱》等。但实际上这时候我的弘法重点，已经慢慢转移到宜兰了，在宜兰展开我的理想，到各个乡村弘法布教。
正文 三、关键时刻（5）
我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兰，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成立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广泛摄受、度化青年学佛，我用连环图纸戏、幻灯片等道具辅佐传教。一些儿童、青年、妇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机学佛者，听到我们弘法的宣传喇叭声：“咱们的佛教来了！”他们都深受感动，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助长了佛法的弘扬，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对象当中，大部分都是军人、青年、妇女、学生。我除了到学校布教、监狱弘法外，同时举办乡村同乐会、佛诞游行，等等。我还开办施诊所，展开乡村的冬令救济。尤其每遇台风来袭，我率先赶至灾区，给予受灾民众关怀、帮助。我在宜兰来来去去至今数十年，虽然没有做到“万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称我一声“宜兰法师”，这也是我人生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
当时我在宜兰、台北弘法十余年，感觉在台北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这里的会议特别多，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地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个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如果不应招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为了跟大家合作，为了看得起大家，更为了应该要帮大家的忙，我经常到处应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所以感觉长此以往，终非久远之计。同时，因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缘分，我曾经多次前往高雄讲经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众听讲；每次来去，聚在火车站迎送的队伍，都在几百人以上。
当时高雄的信徒，像和宜兰的信徒展开拉锯战似的，经常想出种种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终于，我禁不起信徒的热诚，承诺南下协助高雄佛教堂的筹建，以及帮助寿山寺的建设工程。就这样，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归路，就此落脚在高雄，成为我人生的第四个关键时刻。
我先在高雄筹建佛教堂，眼看着即将竣工，就把它交给了月基法师住持。我在寿山公园建设寿山寺，这时屏东东山寺要办东山佛学院，住持圆融尼师请我前往任教。我已经答应，但后来她向我道歉，说她所请的院长不同意我前去担任教师。
正文 三、关键时刻（6）
我听闻之后，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培养人才非常重要，当时自己也已经有了寿山寺这个小寺院。所以我认为应该自己来办佛学院，这是当仁不让的事。
那时候我蜗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寿山寺，虽有五层楼高，但是两班学生有六十人，已经把各个楼层挤满，其中有一班学生还得在纳骨堂里上课。学生们不但不忌讳，甚至还对着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谊。其中有一个公路局的车掌阿秋小姐，因车祸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几乎每天都带水果来灵骨前祭拜，学生们也帮忙关心灵骨，同时分食祭拜后的水果。生亡同乐，也是一趣。
寿山佛学院虽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届招生时，寿山寺的有限空间，实在无法再容纳新生，因此商之于慈庄、慈惠、慈容，把坐落于高雄火车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售，得款五百五十万元，买下高雄县麻竹园山坡地二十余公顷，着手筹建校舍，把寿山佛学院迁移至此，改名为“东方佛教学院”。之后陆续建设，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这就是影响我一生的第五个关键时刻了。
其实，最初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想建大丛林来安僧度众，再说我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之所以创建佛光山，一是因为寿山寺实在没有办法安置学生；二是当时由越南来华投资兴学的褚柏思夫妇，因为经济陷入困境，亟待救援。于是我毫不考虑，不管他们所拥有的这片麻竹园土地，是否对我有用。当时只是纯粹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买下佛光山现址。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举行奠基典礼，建寺的工程于焉展开。
当时正是佛教弘扬最低迷的时期，因为“总统”夫人宋美龄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员就业填写个人资料表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面对这种非常时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为“佛光山”，当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当我买下佛光山麻竹园的土地之后，特别租了一部游览车，号召信徒上山参观。但是车子开到山下后，必须徒步走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才能上山。满车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车，甚至还说：“这种地方，鬼都不会来！”
正文 三、关键时刻（7）
信徒情绪性的语言，我听了并不感到失望，只有请大家在车上等待。我一个人上山，花了两小时，绕了一圈回来，心想：没有关系，鬼不来，只要人来、佛来就好了。
不过，等到真正着手开山之后，才出乎意外地发现，这块土地简直无法使用。说来实在叫人难以想象，现在的不二门前，当时是两座小山、三条深沟，我请来推土机，把两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条深沟里，才勉强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这片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只有十余公顷，但是因为经年累月遭受雨水冲刷，土壤流失严重，有的山沟真是深不见底。我从山下高屏溪，总计大约买了上万辆卡车的沙石，才填出现在佛光山的这块建地。
之后我又陆续收购旁边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价一万元，到后来竟然每坪要价十万元。当时因为经费拮据，记得建设第一栋房子时，我想应该要建一间斋堂，以供大众过堂吃饭之用，但是限于经费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节省经费。
当八尺高的墙砌好，窗户也有了，正要建屋顶时，一位叫吴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献新台币十万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斋堂增高为十二尺，但是窗户已经做好了，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就在窗户的上面，再加设一层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佛光山的旧斋堂，一层楼的房子有两层窗户，这在建筑学上，也算是奇事一桩。
为了感谢吴大海先生的捐献，我把东山所建的水塔，取名为“大海之水”。佛光山开山初期，将近二十年内，都靠这个水塔蓄水，供应数百人饮用，不但解决山上大众的用水问题，也让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设之初，统一的吴修齐先生、南丰的潘孝锐先生、虹牌油漆的张添永夫妇，对山上的资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栋房子，也就是“东方佛教学院”，院舍落成时，上山参加典礼的人数超过五万人；大悲殿落成当天，“内政部”部长徐庆钟先生亲自上山主持，参与的信众、游客，超过十万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开山以来，便获得海内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虽然未曾出外化缘，但是感谢十方信徒，以及护法龙天的护持，在诸佛菩萨的加被之下，开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正文 三、关键时刻（8）
佛光山开山后，我担任主管十八年，当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我宣布退位，经过“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共同推选，产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师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问题，做个示范。那年我五十九岁，正当身强体壮的时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从懂事以来，曾经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想做一个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扬如来家业为职志，所以对文化、教育，我乐此不疲，尤其对弘扬佛法，到处讲经，一直表示我的“乐说”。
我在宜兰数十年，虽然雷音寺只是一间小庙，我将之重建两次，但都没有担任住持。我创建高雄寿山寺，也是请来善定、慧定两位法师当家。我总想尽量地远离寺院行政，但后来为了发展佛教事业，我知道还是需要有一个据点，因此不得已才开山，却从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创建佛光山期间，虽然我仍然在佛教学院上课，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规划、监管，以及经费的筹措等，我都亲自负责。当一切都有了相当的成果，可以做一个交代时，我想到，为什么不培养后代弟子来继承呢？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记得当时对外发布消息以后，意外地接到“总统府”给我的电话，说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为“传位”，因为有影射蒋经国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后来改为“传法”。
由于当时电视台的采访，报章杂志的刊登，甚至《中国时报》的社论，都评论、报道了此一“退位传法”事件，一时大家都说我为佛教和台湾的企业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其实，我觉得各界的领导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应该选定接班人，让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才能永续经营。那个时候，台湾企业界的第一代创办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为我的“退位传法”，证明“后继有人”确实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重视。想到我以一介僧侣，能够引导社会的进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过于社会给我的各种讥评、毁谤。例如，说我是“政治和尚”，说佛光山“商业化”等。其实说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没有进出过政府机关，没有接受过公家的补助，甚至开山之初，美国的一位善士，主动发心想要捐献五千万元，我都予以婉拒。因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额捐款，将来他说寺院都是他兴建的，我会对万千信者感到抱愧。
正文 三、关键时刻（9）
因此对“政治和尚”这个称号，刚开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后来电影导演刘维斌先生跟我说：“‘政治和尚’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号，还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说：“所谓‘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会上有力量，何况佛光山经常有官员上山访问，又怎么能说你与政治无关呢？”
想想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再说佛教也讲“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所以从此我就稍感释怀，不再引以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评说佛光山太过“商业化”。其实，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没有经营世俗的商业。佛光山的朝山会馆，提供参拜者用餐，信者用过斋后添油香，这是很正常的事，谈不上是商业买卖。乃至小摊位出售念珠，顺便流通一些佛书，广为传播佛法，这也是为了弘法的长久之计，不得不有的佛教事业，否则佛书都是免费赠送，哪有那么大的后援资助呢？
另外，社会舆论带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说我星云某人“很有钱”。有人说我有共产党的资助，有人说我挖到地下黄金。总之，他们认为我很有钱。
其实恰恰相反，我现年八十三岁，一生都在“日日难过日日过”当中度过。我没有钱，也不经管钱。即使有钱，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来推广佛法，发展佛教事业。我自觉自己也是一个信徒，应该也要学习捐献、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版税，以及上电视讲演，乃至到公司、工厂开示的车马费，都捐作佛光山建寺、传教、兴学之用。
一般人一生顶多只办一所大学，我除创办四所大学之外，还与政府合办八所社区大学，同时在全世界有数十所中华学校、佛教专科学院，以及美术馆、图书馆，另外还成立“人间卫视”、《人间福报》等。平时经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我都说：佛光山是“从无而有”、“从空而来”。因为我不要钱，我也没有钱，所以大家才肯帮助我，护持我建寺弘法，兴办佛教事业；如果我有钱，谁会“锦上添花”，愿意拿钱来护持一个有钱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传法”时，负债一亿余元，交给继任者帮我偿还，这使我长久以来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继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内，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经历的艰辛过程，只有佛菩萨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正文 三、关键时刻（10）
当我从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后，真有“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我先在北海道场住了一段时期，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就飞往美国洛杉矶闭关。其时正值西来寺初创，在关房里，我筹思着各种因缘，想到未来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华寺”，可以到马来西亚建“东禅寺”，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台海风云，两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后的因缘了。
不过，我继一九九一年在台湾成立“中华佛光协会”后，翌年在美国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我邀请时任“内政部”部长吴伯雄、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严宽祜、澳洲企业家游象卿等人担任副会长。
成立大会选在曾举办电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洛杉矶音乐厅举行，当天约有五千人与会，美国总统里根亲自电函祝贺，台湾“社工会”主任钟荣吉先生特别赴美出席大会，甚至远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总统先诺勒爵士，不但亲往美国参加大会，并且担任“佛光之友会”的荣誉会长。
之后相继多年，“国际佛光会”分别在多伦多、巴黎、伦敦、悉尼、东京等地，召开一年一度的“世界大会”，每次都有五千余人参加，这是华人在海外难得仅有的盛大集会。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来寺落成之际，不但传授“三坛大戒”，同时召开“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从此之后，我也一再应邀在美国各大学讲演佛法，包括柏克莱、耶鲁、加州、康乃尔、哈佛、夏威夷等大学。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我也经常应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时，“国际佛光会”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纷纷成立协会、分会，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余个协会，数千个分会。甚至佛光山也在这些地方设立道场，总数在二百所以上。所谓“人间化”、“国际化”的佛教，此时已经蔚为风气。
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我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以及北欧的冰岛、挪威、瑞典，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等地。我立志发愿要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这种“国际化”佛教的推动，应该是继我推动“人间佛教”之后，又把佛教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也应该是我人生中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了。所以当初我从佛光山退位后，虽然两袖清风，口袋里除了装些卫生纸，再有的就是一双芒鞋、一身袈裟，我靠着徒众为我购买飞机票，开始云游世界，到处讲经说法，开始了推动国际佛教的生涯。
正文 三、关键时刻（11）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正当佛教走上“国际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时候，我又想到，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于是推动“本土化”的佛教，又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
其实，从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来，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个重大因缘转折，成为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对我的人生关系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监狱弘法布教，当时狱方就有意要请我当正式的教诲师，并说要替我向上级呈报。但是我认为当一名教诲师，是为社会服务，是要做众生的义工，如果把它当成职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当时并没有应允。
另外，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也曾有意请我专职为他们撰写广播稿，然而我宁可免费为佛教的杂志撰文，也不愿意一篇一百元地为了稿费而卖文维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杂志社的秦江潮社长，因为读了我撰写的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特地亲到中坜，邀请我到台北担任编辑，我也断然婉谢，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么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个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龙寺要请我担任住持，由于当时慈航法师告诉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后才正式晋山当住持。我当即回绝，因为我不想当个小媳妇。
乃至初到台湾时，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后都想请我前去负责领导。但是在佛光山开山之前，我立志不担任住持。建设佛光山以后，我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寺院。由于我“不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余所寺院道场，从来没有产权纠纷的问题发生，自然也就不会横生枝节而造成无谓的困扰。
另外，长期以来在台湾地区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单位、团体，先后邀请我前往从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为“中国佛教会”工作，偏偏没有这个机会。不过虽然“事与愿违”，但是人生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我认为重要的是“非义不取”、“非礼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时空上的，都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有时因缘指导我们，但是性格也会影响我们。有的关键时刻，因缘稍有错失，对未来就是弥补不了的遗憾。
正文 三、关键时刻（12）
人生的关键时刻，不只是事业的转换，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缘，我想内在的起心动念，对人生、社会，都有重大影响。我一生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以外，我的思想、观念、精神、习惯等内在的因素，也都影响了我的人生，成为关键时刻，例如：
第一，正确的观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众为我、以团体为依归、以别人的需要为需要”。例如，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到某一个地方去，也从未一个人居住在哪个房子里。几十年的岁月，我都活在“大众”中。
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跟着我，他们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老板、上司、领导，他们都是我的师友，我的助缘，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时除了到寺庙，或者到各个学术团体讲演之外，我不会走访世俗人家，也不会到百货公司、市场、商店去采购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产、财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银行里也没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馈赠，我都分享给大众。
我坚持“以无为有”、“以众为我”，因为这样的观念，让我深深体会到“众”的力量、“无”的无限、无量，但是这种观念的养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忆二十岁那年，虽然学生生涯“一穷二白”，但出家十年，总有一些衣单、文具。当我离开焦山的时候，连一个手提袋都没带走，只有留下一句话，我告诉同寮的同学：“你们喜欢的话，就分别拿去吧！”
我二十三岁时又聚积了一些衣物，当我决意到台湾时，也只是交代说：“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单、枕头，交给我正外出谋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单、物品，就交给同学智勇法师。”
我经过了这两次“喜舍”的实践以后，自知我有“能舍”的性格。所以后来一直本着香严智闲禅师的“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我自觉“能有能无”、“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舍能得”。人有无限的“潜能”，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学道，最待养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个人忍饥忍饿、忍贫忍穷、忍苦忍难，都还容易。忍气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正文 三、关键时刻（13）
我出家之初，在丛林里参访、学习，接受一连串无情的打骂教育，我在“委屈受气”之余仍能“忍辱负重”，最主要的就是我“心无怨恨”，我自觉自己很有力量。及至出道弘法，受到同门的排挤、长老的歧视，也经历了一些让我感到很挫折的因缘，尤其是在佛教会所受到的难堪。
记得有一次，我出席一场“密勒日巴学人会议”，会中我提出一些建议，有位长老当众要大家不可以参考我的意见。虽然他伤害我，给我难堪，但是事后我自觉“忍辱”的功夫，让自己增加了无比的力量，我肯定自我的修行，也深深佩服佛陀所说：苦行、持戒，其功德不如忍辱。
回首自己这一生当中，虽然经常遭受别人的讥讽、毁谤、批评、打击，但是多次的忍辱，对我的修行，何止增长数十年甚至百年。
第三，认错的勇气：我觉得世人有一种“不肯认错”的习惯，凡事总喜欢说理。例如，开会迟到，认错就好了，但他偏要说“天雨”、“塞车”等，总要用一些理由搪塞，不肯认错。讲话得罪别人，或者行事妨碍了他人，应该道歉就没事了，但他偏是不肯认错，总说“我是无心的”、“这是不得已的”，总之一句话，就是说自己没有错。
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想到过去的贤能君主“下诏罪己”，专制时代的帝王，都能有这种雅量，何况我们凡夫在世间做人，哪能处处圆满，处处被人肯定。有时候不经意对人语言上的冒犯、行为上的不够礼敬，认错道歉就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在佛光山，经常有徒众向我报告说：外界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好，为此感到气愤，深不以为然。我总是及时开导他：我们有犯这些错吗？有，就不要怪人家批评我们，只要自己修正就好；如果没有，不去介意也就没事了。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一生坚持，认错就是美德。
第四，勤奋的习惯：我想，自己今生若真有些许小小的成就，最大的关键，应该就是我自幼便有勤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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