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了凡与嘉兴藏

    《嘉兴藏》是明末清初民间募刻的一部大藏经，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一部大藏经。嘉善人袁了凡是最早的倡刻者和积极策划者，他首先提出用方形线装本刻印，为《嘉兴藏》的刊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了凡（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晚年也以魏塘了凡居士自称，后人常以其号了凡称之。

    袁了凡作为明朝重要的思想家，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巨人。

    博学多才　了凡不凡　

    袁了凡于嘉靖十二年（1533）出生在魏塘镇，年轻时聪颖敏悟，卓有异才，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家之一。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十六年（1588）授宝坻知县，颇有政绩，被誉为“宝坻自金代建县800多年来最受人称道的好县令”。万历二十年（1592），倭寇进犯朝鲜，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调任援朝军营赞划，谋划平壤大捷，一举扭转战局。后罢归乡里，著书立说，担任万历《嘉善县志》主笔。晚年隐居吴江县赵田村，1606年夏去世，享年74岁，最后魂归故里，安葬在嘉善县东南部独社浜。天启元年（1621）朝廷追叙袁了凡东征之功，赠尚宝司少卿。清乾隆二年（1731）入祀魏塘书院“六贤祠”。

    袁了凡博学多才、涉猎极广，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他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几何、数术、教育、军事、历法和太乙六壬奇门“三式”绝学等方面，“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据不完全统计，袁了凡共计有著述22部、198卷，主要有《祈嗣真诠》、《皇都水利考》、《评注八代文宗》、《宝坻政书》、《两行斋集》、《劝农书》、《史汉定本》、《群书备考》、《河图洛书解》、《禹贡图说》、《历法新书》等，其中《祈嗣真诠》、《皇都水利考》、《评注八代文宗》等均收录《四库全书》存目，可以说袁了凡是“文理全才”的人物。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袁了凡还善于总结。他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是嘉善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明万历年间，嘉善有状元国相钱士升、名臣魏大中等进士29人，占明清两朝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超过了任何年号。嘉善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这与袁了凡等人在教育上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作为迄今所知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流传于民间阐述劝善惩恶的经典）作者和明朝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了凡的传世名作《了凡四训》融会禅学与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行一时。《了凡四训》蕴涵着中国文化的深邃和智慧，被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对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改造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香港中华道德学会赞美袁了凡以“改造命运的精神，创造自己的幸福，以及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光明前途”，称此书“是创造幸福的宝典”。

    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后世道德伦理思想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当时家喻户晓，名噪一时，在今天仍享有极高声誉。

    倡刻方册  伟业非凡

    《嘉兴藏》因其经书之多，内容之全，规模之大，装帧之美，是迄今为止全国乃至全世界之最，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内容完整性，具有独特和重要的历史文献地位。海内外学者认为它是明、清禅宗史研究的“敦煌发现”和“研究中国佛教者最为珍视的宝库”。

    首先，袁了凡的贡献在于他首发倡议，号召社会力量共谋刻藏大业。后得到达观大师认可，并获高僧憨山德清及陆光祖、冯梦祯等嘉兴社会贤达的支持。正由于《嘉兴藏》是一部民间私刻的大藏经，与以往官方刻印的大藏经相比，它对佛教界人士更具感召力和实用性。

    其次，袁了凡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提出用方形线装本刻印，不采用传统木版大藏经的卷轴装和经折装。传统大藏经卷帙众多，不易流传，方册本易刻印、保存和流传，《嘉兴藏》因此也被称为《方册大藏经》或《方册藏》。

    关于《嘉兴藏》策划倡刻的经过，据台湾佛教文献学专家蓝吉富教授考证，袁了凡最早在明嘉靖、隆庆之交（1566年前后）倡议刻藏并主张易梵夹本为方册本，袁了凡又影响了幻余法本。收集在《嘉兴藏》中作为刊印《嘉兴藏》资料的《刻藏缘起》称：万历癸酉年（1573），袁了凡在嘉善县城东门的大胜寺，与幻余大师发起倡议，创刻册藏。其中《幻余大师发愿文》记载道：

    “万历癸酉，自金陵参云谷和尚，归锡武塘……时项东源、袁了凡两居士，日过我为法喜游……一日，了凡居士与本矢言，欲将梵典翻为方册，俾家传人拔邪见稠林，归萨婆苦海……”

    据此记载可知：万历癸酉年（1573），幻余禅师在南京参拜了云谷禅师后，回到武塘（即魏塘），常与袁了凡交游。一天，袁了凡对幻余禅师发誓说，想要将梵夹本藏经翻刻为方册本，使藏经得以广为流通。

    幻余禅师是嘉兴人，参考《嘉兴藏·刻藏缘起》和袁了凡主编的万历《嘉善县志·幻余法本传》可知，他是嘉善县城魏塘大胜寺僧。塔院即大胜寺，因寺内有泗洲塔，故又称塔院，距袁了凡在魏塘镇亭桥的家仅一里许。幻余禅师是袁了凡倡刻方册《嘉兴藏》的第一个响应者，是山西五台山创刻和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寺刻藏的主要负责人，后归寂于大胜寺。

    袁了凡的《刻藏发愿文》记述了万历癸酉年以来倡刻的事情：“于万历癸酉，余偕幻余禅师，习静于武塘塔院……逾十年癸未，达观大师寄迹于汾湖之敞庐。余复与商榷，谓利益甚大。又明年甲申，遇密藏师兄于嘉禾之楞严，相与筹画，颇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缘文，而请益于吾师五台先生。厥后具区、洞观、健参、宇泰诸兄弟，相竭力谋之，事遂大集。余则株守渠阳，不得与奔走。己丑秋幻余夹卷至官舍，索余愿文书于首。”

    据此可知，万历癸酉年（1573），袁了凡与幻余禅师在塔院习静。此后，著名高僧达观大师参访嘉善大云寺的云谷禅师，在场的幻余禅师谈起袁了凡居士刊刻方册藏的打算，引起了达观大师的重视和支持，当下赞同，力促幻余禅师发起刻藏。

    10年后的万历癸未年（1583），袁了凡与达观大师在汾湖的敞庐再次商量刻藏之事。第二年万历甲申年（1584），袁了凡和达观大师的弟子密藏在嘉兴的楞严寺具体筹划安排这一事业，并由袁了凡起草撰写募刻方册的缘文。之后，“诸兄弟相竭力谋之，事遂大集”。万历十四年（1586），袁了凡中进士，走上仕途做了官，不便再为刻藏事业奔走，但仍然和幻余禅师、密藏等有密切交往。万历十五年（1587），袁了凡又同9个善信一起在北京龙华道场发盟。

    万历己丑年（1589），藏经正式开刻于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此时袁了凡已就任宝坻县令。这年秋天，在五台山的幻余禅师至袁了凡宝坻的官舍，“索余愿文书于首”，于是袁了凡撰写了上述《刻藏发愿文》。同时，袁了凡向幻余禅师请教并实施了他于宝坻任职期间著名的减粮善政，还把俸银捐献出来，到五台山去打万僧斋，这件事也记录在《了凡四训》中。

    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战争爆发，袁了凡被提拔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参与筹划抗倭战事，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参战。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在东征前线的袁了凡被革职，三月二十六日离任，五月十八日（1593年6月16日）回到魏塘镇亭桥的老家。罢官回乡后，袁了凡虽没有像江南乡绅那样为《嘉兴藏》刊刻提供财力援助，但他作为佛教的拥护者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袁了凡不仅是创刻《嘉兴藏》的发起者，而且是刻藏早期的主要推动者。其后，名居士致力，南北僧俗合作，刻藏大业开始。

    融通三教　大德有为

    袁了凡首发倡议，热心推动并积极策划刻印《嘉兴藏》，这与他精研儒、道、佛三教，致力于三教合流，并将其世俗化、通俗化、平民化有关。

    儒、道、佛三教合流，即佛、道的世俗化和儒学的通俗化，将佛、道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玄远世界，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将儒学从程朱理学神秘的“天理”，回归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在这一观念变迁的大潮中，王阳明与袁了凡起了关键作用。王阳明引佛、道入儒，创制心学，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其心学影响了整个晚明思想界。袁了凡则是身体力行者，通过三教合一的善书信仰和功过格的善行实践，完成了做一个三教合一实践者的任务，形成了代表一般读书人、老百姓的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善书思想。

    袁了凡通过修道，接受了道教的信仰，在其著作《祈嗣真诠》里，就体现了他发现神仙金丹道和医方学的关系。受家学传统影响，他又有很深的佛教信仰，与僧人的关系密切。云谷禅师、达观大师、象先禅师、幻余禅师等，都是其挚友。71岁那年，他还以“武塘了凡居士袁黄”之名，为天台慈云寺沙门释真清（象先）撰塔铭。

    袁了凡仕途不顺，故他甚至有把佛典用于科举考试的设想。他在《刻藏发愿文》中说：“朝廷设科取士，倘若皆以释典为据，则众生可闻佛之教诲，人人乐检佛之藏经，则可布法无穷矣。”隆庆三年（1569），37岁的袁了凡落第南回，心灰意冷，云谷禅师告诫他要以积极的道德行为求得立命之道，积德为善、修身助人，自强不息、改造命运。与云谷禅师相会是袁了凡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彻底改变了他的宇宙观。他认识到被“命”束缚手脚的错误，通过自身实践，得子、及第、长寿，做官后勤政爱民，在行政实践中推广善书思想，实现了“福禄寿”的民间最高愿望。

    而《了凡四训》是袁了凡熔三教于一炉思想信仰的代表作。在《了凡四训》里，袁了凡用佛教善自获福、恶自受殃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儒家的修善立命观念以及禅宗的善恶福报义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嘉兴一带许多真实生动的事例，告诫世人不要被“命”字束缚手脚。同时提倡记“功过格”，即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作为三教合一的实践者，袁了凡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在当时社会里，袁了凡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的学说深入人心。在佛教界，《了凡四训》被称为积德行善、改造命运的典范而广为印行，流传足有几千万册。

    作为劝善思想家，袁了凡为江南地区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同时也是一位慈善活动的积极实践者，指导嘉善一带的民间慈善事业。譬如，他常与同乡同科（万历十四年）进士陈于王，探讨修德行善的义举，在给陈于王的信中写道：“田租……每岁量除三分之一，为行义之资。先将族人之读书者，与贫而不能婚葬者，量助若干。次将亲友之贫者，存而衣食不能自给，没而子孙不能自立者，皆薄有所助。次又将乡里贫民，每岁放粮以其乏。次施棺木，周给无力殓葬之家。次买鱼虾螺鸟，逐日放生……次在丛林等处，岁斋僧数千。而于修桥铺路之属，凡叩门者率不敢虚其所求。内思破已之悭，外思纳人于善，凡有利益，无不兴崇。”

    陈于王是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号颖亭，曾任福建按察使，是当时的“循卓名臣”，袁了凡与其情同手足，并结为儿女亲家。袁了凡也极为赏识陈龙正，称赞他“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崇祯年间，陈龙正在嘉善建立了江南最早的民办慈善组织同善会馆，组织领导救荒举措，成为明末江南地区士绅的领袖。

    今天，在宗教界，在日韩美澳、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享有极高的声誉，有几十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国内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前我们不注重那些对社会对民间有影响的思想。袁了凡的思想在当时社会里巷皆知，在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转变模式，去研究那些真正影响老百姓的思想！袁了凡应当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笔，要用专门的著作来写！”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一种历史积淀，是一种地方精神和智慧的长期积累和凝聚。袁了凡就是我们嘉兴一张底蕴深厚的文化“金名片”。